范仲淹,《岳阳楼记》何故不“记”楼写作策略

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通篇四百四十六字，却无一字用在楼姿楼貌上，何也？这要以作者的人生轨迹中去寻找答案了。
公元989年，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两岁丧父，尔后随母下堂，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膝下当继子，改名朱说。因之家境贫寒，攻读之路分外艰辛，这让他自幼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1015年，时年26岁的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迎来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以此，开始了他三十七年的宦海生涯。“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恢复范姓，改名仲淹。”
他文韬武略样样超群，担任过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宣抚史、安抚史、参知政事等高官，还立有赫赫战功，但每个岗位都呆不长。官场上的频繁“轮岗”，并非他见异思迁，实乃于权贵利益集团。 范仲淹宦途十分曲折，四起四落，数度遭贬，大时间都“处江湖之远”，被弄去搞建设去了。说来简直置信，他一生中竟到泰州、楚州、陈州、睦州等十数个基层“锻炼”过。他的这些跌跌撞撞、载沉载浮，当然与真宗、仁宗父子对他的政治信任度有关。“忠”是封建官吏的要务，是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钱，加官之本、晋爵之基、富贵之源。范仲淹在官场历练了几十年，这点他还是清楚的。可惜的是，在真宗、仁宗父子心中，他的忠诚度不怎么高，所以他还得不停地努力，的机会，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表忠心、献忠心。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范仲淹迎来了撰写《岳阳楼记》的非常时刻。
那是庆历六年的事，当时他正被贬在邓州任职，那是他的次被贬。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还经得住几次折腾？天晓得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次“作文”能算是机会？能争取机会呢？
谁都清楚，《岳阳楼记》是写给天下人看的，更是写给宋仁宗看的。完全想见，饱经沧桑、心底凄凉的他，没准已是老泪纵横了！落难的“理由官员”，下笔慎之又慎，颇为踌躇：滕子京不远千里派人送来画图，希望他“记”些呢？他又能“记”些呢？范仲淹希望“作文”达到样的目的，说他打算给世人，尤其给赵祯留下样的印象呢？
也许以头说起。
滕子京是他的“同年”，他的官场好友，可滕子京毕竟是个有过经济前科的人。正如此，才“谪守”的。重修工程负案，范仲淹显然心中无底，万一滕大人旧病复发，又闹出“挪用公款案”的理由呢？在情况下，冒冒失失去“记”显著是政绩工程的楼宇，那该是何等幼稚啊！他三岁的毛孩子，能感情用事，更不会轻易被人。，滕子京的“画外音”是沾的，岳阳楼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伟再完美，他也别无选择，恕不着墨了。
这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理由”，头一条便是规避政治风险。
，仅有规避政治风险显然远远，给人造成敬而远之的消极印象，他抓住机会竭力向朝廷忠心，这才是最的。当然，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如何归置，如何附丽，技艺上难不倒他。说，范仲淹比谁都清楚，摒弃对楼姿楼貌的正面描绘，另辟蹊径，选取以楼说事的角度，写景抒情，借题发挥，比单纯“记”楼更要事半功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楼记”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一忧再忧的心声，朴实而深沉，似乎还夹带着些许苍老与悲凉，嗅不出唱高调的气味，也一丁点的阿谀之嫌，使人感觉完发自肺腑，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不曾露出刻意所为的任何痕迹。，思想和艺术二者统一，完美。如此，非但辞章出新出彩，展示了非凡才华，更是极其巧妙地表达了忠于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也牵涉不到他头上。
，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规劝一下滕子京。滕子京此前在泾州的经济理由被监察御史揭露出来后，宋仁宗派人前往查勘，滕子京却以销毁支付凭证的手段抵制；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很显然，滕子京既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样的境界，这让老朋友的范仲淹很面子，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吾谁与归？”不复杂的铺陈，更不喋喋不休的说教，干净利落。解读，那除了他矢志不渝、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场，起到世人所称道的“政治宣言书”作用外，也在用交友的原则和做人的信条，委婉地对滕子京批评，当然也有给滕子京打气，要他低调做官、为人的意思在内。
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提，有人说《岳阳楼记》是为滕子京歌功颂德的，这就费解了，试问，开篇用“谪守”，就毫不留情面地将滕子京那点老底抖落出来了，这叫歌的功，颂的德？至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就跟时下之“盛世”不绝于耳一样，明摆着是场面上的恭维话。
凡此，当读罢《岳阳楼记》，掩卷而思的时候，除了赞叹作者的忧乐境界外，难道就窥见一副忠臣、才子、廉吏、诤友的自画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