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魏晋与盛唐时期士人狂放个性对比

摘 要：魏晋时期与盛唐时期的士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魏晋士人以酒为名，爱好清谈，淡薄功名，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佯狂”。这种狂放不羁个性的背后其实是基于一个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社会背景，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抗争方式和逃避方式；而盛唐士人的狂放是魏晋士人狂放个性的升华，由于盛唐繁盛的时代背景，使之有着一种极具自信的心态，于是他们摒弃了魏晋士人身上的消极成分，好谈王霸大略、汲汲功名，具有经世致用的抱负，同时也继承了魏晋士人超脱高雅、蔑视权贵的孤傲气质。
关键词：魏晋 盛唐 士人 狂放 比较
我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指东汉政权瓦解后的三国到两晋（东晋、西晋）的时期，这里的“魏”指的是指“三国”中的曹魏，“晋”是指司马氏所建立的西晋与东晋。由魏到晋的这个历史阶段，政治环境极其复杂，自曹丕驾崩，曹睿继位后，整个曹魏政权就已处于曹氏和司马氏的明争暗夺中。战功赫赫的司马氏家族利用和先朝皇帝的特殊关系，暗中养精蓄锐，觊觎着曹魏政权。而曹睿临终托孤，即将年纪尚小的幼帝曹芳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这更加剧了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斗争。后来司马懿以退为进，暗中蓄势，而曹爽则自视清高，操纵政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大肆排除曾依附司马氏的异己，奖掖提拔自己的亲信，由此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在“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氏一举挫败曹爽，成为最后的赢家，操纵着曹魏政权，自此，司马氏又大肆排除异己，铲除对其有二心的其他氏族或势力，又展开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这些纷繁复杂、旷日已久的斗争中，士人们的生存处境极为险恶，为了苟活于乱世，远离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只好追求“简约云澹，超然绝俗”的精神世界，于是形成了这一时期士人自信风流、不拘礼节、不滞于物、特立独行的狂放个性，这就是鲁迅所称道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里狂放不羁的典型代表莫过于“竹林七贤”。其中又尤以刘伶为甚，据《世说新语》载：
“（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刘伶）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
“（刘伶）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昆衣，诸君何为入我昆中。”
第一则故事描述了刘伶每天都会坐着鹿车，带上一车酒，叫家仆扛着锄头跟在马车后面，以备他在某个地方喝醉死去后能及时把他掩埋掉；第二则故事中刘伶不但好喝酒，而且用荒诞的办法来对付老婆，骗取酒喝，让人啼笑皆非；最后两则故事则将其特立独行、蔑视礼法的狂放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阮籍的狂放性格更是特立独行，《世说新语》有载：
“（阮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阮籍狂放不羁的这些举措，似乎很不符合常理，更是有违于儒家礼仪，如果说这几则故事体现的是阮籍“越名教而反自然”的话，那么他为了拒绝司马氏的联姻而宿醉两月以及他的穷途之哭，则更能昭示他内心无法言表的苦闷。
除此之外，“竹林七贤”的其他人物，都在他们的为人处世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与儒家所倡导的礼法格格不入，嵇康的傲视权势、宁死保节，阮咸的与豕同饮、借驴追婢，都展现了他们卓然独立的，甚至是刚直不阿的个性。即使其中的山涛、王戎、向秀最终为司马氏所用，但他们也绝非是一般的政客，面对司马氏高官厚禄的信任和重用，他们亦表现出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
其实，竹林七贤只是这一时期众多文士的代表，由于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到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他们大都只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来明哲保身，使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建安作家的那种“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风骨不复存在。对于魏晋时期文士们这种沉醉饮酒、爱好清谈、狂放不羁的性格，鲁迅先生如是分析：
“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3]
无论是曹氏集团还是司马氏集团，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残暴统治者，而文士无所归依，只好以佯狂和清谈来避祸自保，因而鲁迅先生总结说：“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4]（P156）
时至盛唐，这个特殊的极盛时代赋予了身处这一时代的士人一种独有的性格特质，他们继承了魏晋士人追求“通脱”和爱好高雅的文化特质，力图彰显个体人格的魅力，张扬而旷达。据《唐才子传传》载：
“（王翰）少豪荡，怯才不羁，喜纵酒，枥多名马，家蓄妓乐。翰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杰，纵禽击鼓为欢。张嘉贞为本州岛长史，厚遇之。翰酒间自歌，以舞属嘉贞，神气轩举。”[5]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王翰洒脱旷达的神韵风采，性格豪爽，心胸浩荡，喜好源于：科技论文www.618jyw.com
豪饮，活脱脱一个气宇非凡的英雄好汉形象。 “（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性旷怡，善谈论笑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礼度，自号‘四明狂客’”。[6]（P665）
贺知章的狂放不羁在当时声名远播，尽管身为朝廷命官，但常出入于歌楼酒肆，洒脱自然，谈天说地，畅所欲言，他与李白金龟换酒一醉方休的故事就足以体现其狂放之态，按常理，人生步入晚年，理当越加老成才是，而贺知章却反倒更加洒脱，“晚年尤加纵诞，无复礼度”。
“（高适）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7]（P231）
高适以边塞诗闻名，其性格的旷达更是非同一般，“不拘小节”正是他那种旷达豪迈心胸的概括。
至于盛唐狂放不羁的典型代表，应当非诗仙李白莫属。我们可从他的好友杜甫的评价中见其形态：“李白一斗思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8]
即使是“天子呼”也敢于“不上船”，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在中国古代森严的皇权统治和等级制度下，皇帝是一手遮天的，“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但李白却能够如此放荡不羁，唐明皇也不怪罪，这其中的奥妙，显然就是当时一种时代风气。
盛唐士人的这种狂放不羁的个性，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时代背景对盛唐士人的影响。盛唐时代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那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士人们是很幸运的，由于生活在一个国力强盛的帝国背景下，士人们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渴望着为那个伟大的时代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都渴望着能够建功立业，具有远大的抱负，所以这一时期士人的人生追求总体上都是积极进取的，于是，前所未有的繁盛时代给士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又饱含希冀的时代舞台。二是盛唐士人极度自信的内在心理素质。以盛唐强大的国力为背景，盛唐士人都有建功立业的渴望，自小饱读诗书的他们都满腹经纶，具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盛唐不仅是一个经济多元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上多元、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融合，使得盛唐士人们能够博采众长，学识丰富。这就让他们自信无比，甚至是自负无比。也正是在这种自信的心理素质基础上，才会滋生出他们狂荡不羁的个性特征。
比较魏晋士人和盛唐士人的狂放性格，我们不难看出，魏晋士人的狂放近乎于“癫狂”，是一种病态的“狂放”，是当时的士人们用这种“自戕”的疯癫方式来和强权政治、嗜血成性的统治者作抗争，是用一种貌似放达的形式来对抗封建统治者非人性的统治。面对动辄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的黑暗现实，他们不得不借助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酒精成为了他们最好的伴侣，“一醉解千愁”可以忘忧，更能让他们变成一个疯疯癫癫的病态士人，这样的人显然不值得一“杀”的，也就可以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了，可以苟活于世了。而盛唐士人的狂放是全然不同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他们对自我的才华非常自信，于是他们踊跃地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对功名的热烈向往和对人格自由的热烈追求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心理追求。李白的飘逸不群和狂放不羁就是盛唐独有的时代精神所给予他的自信，这种狂放里面既有阮籍、嵇康不屑权贵的傲骨，更有追求自由个性、渴望建功立业的鸿鹄之志；盛唐士人的狂放性格几乎都与建功立业的积极追求相统一，高适的抱负是“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信安王幕府诗》），李白的理想是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天开青云器，日为苍生忧”（《赠清漳明府诗》），杜甫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许身一何愚，窃比樱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种王霸大略的高远理想，正是盛唐士人极具自信的心理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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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士人的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魏晋风流”的影子，魏晋士人那种超脱高雅的气质、蔑视权贵的刚毅，都影响到了盛唐士人，尤其是魏晋士人追求个人性格的张扬，更是深刻影响了盛唐士人，他们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沉沦下僚，都个性鲜明。只不过，魏晋士人那种不得已的对国家的淡薄意识、不问政事以及淡薄名利的消极心态在盛唐士人身上已被卸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信、自傲的“雄谋吞八荒”的昂扬进取之心，而这种汲汲功名的追求又并非急功近利：“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9]，既有远大的抱负，也不失自己的傲骨，这就是盛唐士人独有的精神气质。
注释：
刘义庆编，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刘义庆编，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3][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5][6][7]傅璇宗：《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8]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9]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龙飞 贵州省贵阳学院 55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