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土改土改小说中地主肖像塑造方式基本

摘 要：本文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为例，分析土改小说中地主的肖像，如捻着胡须、有着豆似的眼睛的钱文贵，“秃鬓角”的韩老六、“细眼睛”杜善人。指出这被丑化的地主肖像不能归咎于作者本人创作能力的下降，而是作家竭力剔除人物的个性因素迎合土改政策宣传的模式化人物的结果。
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暴风骤雨》 土改小说 地主 肖像
在中国评论界，提起丁玲、周立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都是不可忽视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认定为土改小说的代表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无论其已经达到的，或没有达到的，都足以代表解放区土改题材长篇小说的成就与不足”。然而，在肯定这两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后，评论界研究的焦点大多停留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农民形象、知识分子形象上，关注小说是否正确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关系等等。也就是说，作为一部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小说，评论界忽视了小说中作为土地改革主要参与人——地主的形象，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农民形象、知识分子形象上，这无疑是反映土地改革真实现象的一种缺失。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中，本文拟深入探索这两部小说中的地主形象，分析这两部小说所代表的土改小说中地主肖像模式化的存在，并指出这种模式化地主肖像的原因——他们披上了政治的面纱。
丁玲在《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这是一位“党政要人”传达出丁玲小说中有“地富”思想，表面上责怪作者不应该把地主阶级的形象描写得很漂亮，实际上是在要求作家怎样写地主、地主婆、地主女儿、地主家庭环境等，也就是说，作家要不犯错误，就要尽可能丑化、恶化、脏化地主及其相关的一切。丁玲虽然很不满意这样的评价，但仍“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3]。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环境下，以丁玲为代表的作家，无论他们心中是否认同地主丑陋、狡诈的样貌，他们仍摒弃了自己的想法，迎合了一些党政要人的想法，塑造了一个个丑陋、狡诈的地主形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六 密谋（一）：钱文贵用两个指头捻着他的胡须，把眼睛挤得很小，很长，从眼角里望着那小学校教员。
二十九 密谋（二）：“怕，我当然不怕，”钱文贵又把眼眯成了一条细缝，眼光便在细缝里飞到左边又飞到右边。每当他要装成泰然，应付有方的时候，就总有这末一副表情的。他接着哼了一声说下去：“哼！凭张裕民那小子就能把咱治下去！”他便又用两根指头捻着他那几根不密的须尖，呵呵地笑着。
五十 决战之三：他微微低着头，眯着细眼，那两颗豆似的眼珠，还在有力地睃着底下的群众。这两颗曾经使人害怕的蛇眼，仍然放着余毒，镇压住许多人心。两撇尖尖的胡须加深着他的阴毒，场子里没有人说话。
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地主钱文贵形象时着力描写的是钱文贵的眼睛和胡须，并且是小眼睛、尖胡须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618jyw.com
。且看作者的用词，“挤”“眯”“捻”“睃”，这些动词无不生动形象地将一个人使坏时的情景形象地表现出来。据党政策的需求，他不再是“睁”着眼睛，“看”着别人，而是“挤”着眼睛、“眯”着眼睛、“睃”着别人，“挤”“眯”“睃”既形象地写出了钱文贵眼睛的小，更形象地透露出他险恶的内心，再加上“捻”着他那两撇尖尖的胡须，一个小眼睛、尖胡须有着险恶内心阴毒的钱文贵就生动具体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相比于丁玲着力表现地主钱文贵的“两撇尖尖的胡须”“两颗豆似的眼珠”，周立波则将大量的笔墨放在韩老六的“秃鬓角”上。
二：远近闻名的韩凤岐，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今年四十七岁，因为抽大烟，人很瘦，鬓角又秃，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背地叫他韩老六，又叫韩大棒子。伪满时代，他当过村长，秋后给自己催租粮，给日本子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下晚逛道儿，他也把大棒子搁在卖大炕的娘们的门外，别人不敢再进去。韩大棒子的名声，就此传开了。
这一段话是韩老六形象首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描写，文章交代了韩老六“韩大棒子”的行为绰号，更将韩老六罪恶的行径暴露无遗，他不仅在伪满时代当过村长，还当过汉奸，在村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遇到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作者似乎觉着单单是“韩大棒子”这一行为上的绰号不能很好地刻画出地主韩老六的形象，再加上党政策的宣传，“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4]，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应该是“整个光明的陪衬”[5]。于是，本着暴露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的思想，本着达到“整个光明的陪衬”的效果，作者笔下的地主韩老六在形象上就有了如下的处理：
修井事件：挖井的小户约好一起进大门楼去说理，管院子的李青山把他们堵在当院，不许进屋。这时候，正屋里，从窗口探出一个秃鬓角的头，这是韩老六……
赵玉林借粮事件：李青山说：‘南头赵玉林。’里面说：‘问他来干啥。’外面答应：‘他说是来拉点饥荒的。’一听到这话，玻璃窗户上，伸出一个秃鬓角的大头来，这是韩老六本人……
第一次捉拿韩老六：紧逼在他的跟前的秃鬓角，就是老百姓不敢拿正眼瞅瞅的威风十足的韩凤岐……
萧队长审视韩老六：萧队长从头到脚，瞅着这个人：秃鬓角，脸上焦黄，笑起来露出一嘴黑牙齿，穿着白绸子小衫，青花绸裤子，脚上穿的是皮鞋……
第三次捉拿韩老六：一个秃鬓角的大脑瓜，从淡的潮湿的洋草里露出来了。这脑瓜还尽力往洋草里钻……
第三次斗争韩老六：韩老六的秃鬓角才从地上抬起来，一个穿一件千补万衲的蓝布大衫的中年妇女，走到韩老六跟前。……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中不仅极力地渲染韩老六的恶行，还极力地渲染他的“秃鬓角”，“从窗口探出一个秃鬓角的头，”“玻璃窗户上，伸出一个秃鬓角的大头来，”“紧逼在他的跟前的秃鬓角，”“秃鬓角，脸上焦黄，”“一个秃鬓角的大脑瓜，”“韩老六的秃鬓角才从地上抬起来”。可以说，每每涉及到韩老六的动作神态时，“秃鬓角”的描写是必不可少的，“事物的极端时时会遭到集体霹雳的打击，不仅仅是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而且是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极端恶习和极端德行，极能诱惑人和极令人讨厌，女人、儿童和老人等弱小者的弱小和强大者的强大同样成为众矢之的，民众的矛头往往首先打击统治者。”[6]显然，在小说中，作者选取的就是剥削者的“极端丑陋”。为了突出地主韩老六的“极端丑陋”，作者不惜大篇幅地强调韩老六的“秃鬓角”，以韩老六的“秃鬓角”来显示他的“极端丑陋”，使“秃鬓角”成为韩老六的形象代言，进而更能引起读者对地主韩老六的厌恶、憎恨，达到使“极端丑陋”的韩老六成为“众矢之的”的目的。同样，类似于韩老六的“秃鬓角”，地主杜善人也有了形象上的绰号。小说中对杜善人的描写着墨不多，只有三个地方，“进来的胖子名叫杜善发，外号杜善人，”“杜善人太胖，走道就喘气。”“杜善人站在头里，向萧队长鞠躬，这鞠躬的态度和韩老六一模一样的，不过是他的身体肥胖些，肚子大一些，腰不能弯得那么深。”“因为胖，一对眼睛挤得好像两条线。……细眼睛恭恭敬敬坐在萧队长对面一源于：论文集www.618jyw.com
条板凳上”[7]。可以看出，作者一直在尽心地强调杜善人的胖，最后似乎觉得身为地主的杜善人也应该有着类似于韩老六的形象绰号，于是，“细眼睛”一词就出现了。
可以看出，无论是捻着胡须、有着豆似的眼睛的钱文贵，还是“秃鬓角”的韩老六、“细眼睛”的杜善人，都逃不过丑陋的长相，虽然他们的生活远比那些贫雇农优越，但无论是长相还是精神状态都远远不及贫雇农，如小说中年龄比钱文贵大得多、生活又极端辛苦的贫农侯忠全都“已经干巴成一个陈荞面窝窝了”，却依然还有“那两颗骨碌碌转着的闪亮的眼睛”。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作家在坚持创作个性与迎合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妥协，是“作者有时缺乏足够的技巧和创作勇气来鲜明突出地描绘主人公”[8]的一种表现，更是“以政治式写作取代自己过去的文学式写作，用政治分析代替文学分析和文学描述”[9]的一种写照，是迎合政策的处理结果，是丑化地主阶级的结果。
综上所述，只要是地主，都难逃被丑化的命运。在作者的安排下，他们由一个个正常人变成了一个个带着面纱的政策人，迎着政策的指挥棒、披着政策的衣裳在政策的舞台上跳着小丑般的舞姿。无疑，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归咎于作者本人创作能力的下降，而是在大的政治环境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是作家们竭力剔除人物身上的个性因素迎合土改政策宣传的模式化人物的结果。作家们不得不在政治话语与个性叙述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不得不迎合执政者的意识而摒弃个性因素，按照当时政策的需要去塑造人物，尤其是站在工农兵的立场去揭发地主阶级的丑恶，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运动的展开。正如刘再复、林岗说的那样，“丁玲没有塑造好人物，其实不是缺乏足够的技巧和勇气，而是她以政治式写作取代自己过去的文学式写作，用政治分析代替文学分析和文学描述。”[10]于是，为了更好地鼓动广大的农民阶级起来解放自己获得土地，在党政策的指引下，地主就变得阴险狡诈、丑陋无情。然而，这样的安排，在迎合了执政者的思想、促进政策宣传的过程中，必然损伤作品中的文学性，减少作品的文学色彩，这是作者的悲哀，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
（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
注释：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乙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选集》，2002年版。
[6]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7]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8][9][10]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6期。
（高洋 浙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