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什么是更好学校

教育是什么？我看这两个字的时候，反复地深思小学英语教学论文。在今天中国人眼中，其实“教育”只被理解成一个字：“教”，而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以来都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以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所以，当我们理解“教育”这个词的时候，只把重心放在前面那个字，那就是注重结果的教育；而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它永远面朝未来，不会结束。
小学决定大国
所有正处于当下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中，这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以最根本的作用小学数学教学论文上说，是与教育有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学、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十九世纪，德国在欧洲崛起，打败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一百多年后，当中国的学者来到德国的一个边境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我在关注民国历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认为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们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顶尖的大学，我们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空气。但随着年龄增加，我越来越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而蔡元培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以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以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理由。我曾说了一句被媒体广泛引用的话：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那么我们的文明底线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所有的中国人接受什么样的小学教育，我们的民族就将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 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 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大致接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些人认为那是缘于政治理由，但是李慎之说是教育造成的，因为这些人——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
那么再回想，以孔子以来的教育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经典教育，这种经典教育只提供了一个维度的教育，包含人类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人文教育：四书五经，经典阅读，加上诗词歌赋，每个人以小就受到的、审美的熏陶，但是几千年走下来，到了清朝1905年，这种单一化的经典教育已经跟不上世界的脚步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教育，正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欧美教育，这套教育是以希腊发源出来的，它的核心是“科学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时又加上了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是三大板块，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走向单一的科学轨道
在我们当代的教育中，其实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既没有我们古老的——有2000年传统的人文教育，也没有——曾在民国有过几十年历史的——公民教育。我们只有以西方传过来，又根据自己意识形态需要改造过的科学教育，所以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追求“快”，为什么？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讲生命的。人文教育单一化，不好，所以我们要把科学教育引进来，但是当我们把教育带上单一的科学教育轨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教育也是大有理由的？
这就回到我们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我粗浅的理解是，我们的教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责任……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为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有着的，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爱因斯坦也需要读大学，但一直到大学毕业，他的物理学成绩都并不特别出色。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以这个作用小学数学教学论文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
人的教育
有一个在台湾影响非常大的知识分子，叫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他是探讨逻辑学、学的，因此就更加关注基本性的理由。我曾经参观殷海光的故居，走进去看到的第一条他手写的格言：“自由的基础是把人当人”。我想把这句话借过来说：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把人当人！
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目的是为了考试而有着。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理由。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华东师大心理学系在2006年做了一项调查，调查了1300多人，竟然有70%以上的人把考上大学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没有终极的目标，它永远朝向未来，它只是一个过程，它没有结果，没有终点。
张文质先生有本书，叫《教育的十字路口》，其实中国的文明、文化也在十字路口。我们一方面在享受着人类高科技所带来的一切最先进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己正越来越往下走。我就想到另一理由：教育以产生之日起——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我国的诸子百家、孔子时代，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人类。
今天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本能设计的，但教育是要提升人，要把人变成一个有能力驾驭自己本能、超越自己本能的高级族类。如果什么都按照本能去做，动物也有本能，甚至有比人类强过百倍的本能。而人类超越自己的本能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但是现在到街上一看，满大街的广告和宣传都是把人放回本能的状态，都是迎合人的需要产生的，而不是让你高于自己的本能。与人的本能相对应的，无非是衣、食、住、行、性这五个方面，整个社会的一切仿佛都是围绕着这些而产生的。所以，广告、各种娱乐节目，它们不是向上提升人，而是向下沉沦，这是社会一个非常大的理由。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都是要与这样的本能化趋向为敌的，是为了抗衡人类向下拽的走势而有着的，否则，要教育干嘛？如果只是要迎合本能的需要，不需要学校和读书就可以实现。所以，孔子以来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人类一代一代积累的最好的文明成果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己，更加靠近文明。但今天看来，我们未必在往这个方向走。
来自民国的“路径依赖”
也有人问我怀念民国是不是一种怀旧？每一次我都断然否定了，我说，怀念民国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寻找。经济学喜欢讲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教育也要“路径依赖”。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多的强调外面的资源、横向的资源，而往往会忽略本土的资源、纵向的资源，那就是往前追溯。往前追溯我们有两大传统，一是孔子以来的人文教育，二是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传统，我们只有这两个传统。以路径依赖来说，往往只有本土资源更有可以转化成一种动力；外在的资源，我们在借鉴的时候，不容易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当我们回望民国，就是要寻找一种可以依赖的本土资源，因为以晚清到民国的半个世纪当中，我们的前人立下了一些规范，创造了一些可以让我们今天重新接上的传统。
我觉得民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一个时代不能因为它是乱世，就说它是失败的。诸子百家不是产生在秦始皇大一统的中国，而是产生在春秋时代。民 国，是中国的乱世，但是在教育上走出了一条真正融合中西的道路，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本土化，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享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同时能享受来自全球的最优质的资源，这就是民国时代曾经做到的。
有一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是民生公司总经理，曾经是中国的“船王”。但他说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更多于实业家。他曾经办过学校，做过民众通俗教育馆馆长，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庆一个叫北碚的地方搞乡村建设，把教育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当地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当别人问他，你做得这么好，有什么奥秘时，他指了指墙上刷的标语：“忠实的做事，诚恳的对人。”这十个字很简单，也很朴实，但是恰恰包含了教育的真谛，忠实、诚恳，人的教育。
在那个时代很多中学、小学的校训中，我们都会看见这两个字，一个是“诚”，一个是“实”，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最缺的也正是这两个字，而浮躁的、华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对那个时代的教育总结出几组关键词：
知识、策略教学论文、视野
兴趣、健康、能力
个性、气质、精神
知识、策略教学论文、视野
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每次在给新生上第一堂课时都会问一个理由：你到北大来要学什么？很多人说，我是来学知识的，他说不对；也有人说是来学策略教学论文的，他也说不对。没有学生能答对，他就说：你是来开阔视野的。教育首先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文明的视野，让他看到世界有多大，让他看到古往今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怎么样的道路，让他认识这个时代，这才是首要的目标，然后才是知识和策略教学论文。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说：在“百度、谷歌时代”，学问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在谷歌、百度上一搜索关键词，一大串的东西全出来了，那就叫现成的知识。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有能力对这些知识作出判断，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由此，今天我们缺的不是知识，因为知识获得的途径真是太多太多了，困难的是，怎么去看待这些知识，并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判断我们教育的功能，就能看到它的局限所在。当教育让老师和学生在时间、空间上占得太满之后，留给他们装备自己、真正提升自己的余地就没有了。
兴趣、健康、能力
我看到在某些领域做出重大成就的人后来回忆自己的中小学时，不约而同的讲到，自己在中学或小学时代，在某个阶段遇到某个老师，这个老师激发出他某个方面的潜能，然后他在那个阶段就奠定了今后进展的方向。我深感，如果一所学校能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发现自己兴趣之所在，也让老师有机会把自己的兴趣转化成动力，这样的教育才有可能变得丰富、健康，也才能把一个人的能力挖掘出来，这就是真教育。
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庸，香港《明报》的创始人，也是武侠小说的一代大家。但是他人生的根基不是由大学决定的，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小学和中学。他在小学时代遇到一个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叫陈未冬，那个老师发现他的作文特别好，五年级时，班级创办了一个班刊叫做《喔喔啼》，老师就让他做主编，还推荐他的一篇作文在当时杭州的一家报纸发表。中学时代，他就自己给报纸投稿，并发表了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我都在档案管里找出来了，已经写得非常好了。如果我们将他后来的武侠小说和他中小学时的作文联系到一起，也许会蓦然发现，每个人的人生在他的少年时代都已经奠定了。少年时代的那条线索就是直接抛向你的未来的一条神秘的线索。
我经常想，成年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课堂里的竞争，不是作业、考试内容的竞争，而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展开，比如我看的书你没看过，那我就跟你不一样——最多的竞争是在原先“无用”的地方、“无意”的地方。
我认识一些在各自领域有重要建树的老先生，比如著名律师张思之。他是1927年出生的人，六七年前，我在编《过去的中学》时，请他写一篇回忆的文章。他的回忆让我大为惊讶，他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一堂课，他回忆在抗战中的重庆读高中，有一位高中老师姓傅，本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因为战争的缘故流亡到那里做了中学老师。他记得那是一堂讲李清照词《声声慢》的课，老师仅就其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词就讲了一节课！少年的他没有想到汉语竟然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力量，竟然有这样的穿透力，这堂高一时代的课直到他八十高龄还记得，并将留在他心中一辈子。他的专业和古典文学没有联系，但是2005年夏天我去北京看他，他在一家酒店的大堂等我，当时带了一本书在看，我一看桌子上的封面，就突然明白了他一生区别于其他同行的奥秘——那本书是《元曲选》。我明白了高中那堂课给了他一辈子精神的滋养。所以，他一面可以站在法庭上辩论，另一面在辩词中追求汉语的美感。
但是以今天的教育看来，一个律师与元曲、宋词能联想出这样的联系么？
个性、气质、精神
这些词，看上去全是虚词，是与这个时代实用主义无关的词，但恰恰是这些词才是“把人当人”的根基。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展开，在教育中没有能塑造人的个性，也不能让人的气质得到展现，更不能培养他们健全的精神，那种教育基本上就是失败的。
今天，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中学可能难度更大。毕竟小学还是能给小学生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无用的事情，恰恰是最有用的；那些看上去有用的，恰恰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我觉得，当我成人以后，在学生时代所学过的东西，可以说90%都没有用上。但是自小学时代以来，我读的那些课外书基本上都有用。这个“有用”不是说直接拿来的那个“用”，而是它总在写某一本书，或深思小学英语教学论文某个理由的时候，那条神秘的线索会被激活，几十年前的东西，就被扯出来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真实有着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难用物质的、可以量化的方式去表达。
有本书，书名叫《燃灯者》，是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著的。“你必点燃我的灯”，教育就是要点燃学生那盏灯。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哪怕有一个学生的灯被你点燃，你也是可以骄傲的，何况，你有可能点燃更多人的灯。以这个作用小学数学教学论文上说，教育者其实就是“燃灯者”，你的伟大的工作就是擦亮火柴，因为讲台下面那些眼睛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点亮的灯。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专业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进展的人。
编辑 舒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