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太学,略论西汉太学

[摘要] 太学是我国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设立于汉武帝。西汉的太学仍初创阶段，但在博士及弟子选拔、弟子考核、弟子仕进等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和严格程序，为后来官办教育的进展了成功经验。当然，西汉太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先天性和缺陷，也对官办教育产生了忽视的负面影响。
[词] 西汉 汉武帝 太学 官办

太学是古代官办最高学府，以汉武帝设立，到元朝为国子监所取代，前后存续了一千余年，在古代教育、思想乃至政治领域均产生了低估的影响。
太学建立渊源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传承历史文化的媒介教育亦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经产生了学校的萌芽形态。《礼记·王制》篇有“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的记载P385，虞舜有了“庠”学校，但这并非作用小学数学教学论文上的学校，当时带有教育作用的养老机构而已。
夏、商、周三代的学校继承了原始社会学校的教育养老功能，故《礼记·王制》篇曰：“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P385三代又出现了新的学校名称，如夏朝除序外还有校；商朝除左学、右学之外还有瞽宗；西周学校进展得更加细密。以大的讲，西周有国学、乡学两大学校系统。国学又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设在公宫南之左”；P332大学天子、诸侯所在的都城，名称因身份等级不同而差别，“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P332西周的大学即太学，故《大戴礼记·保傅》篇引《学礼》言“帝入太学，承师问道”。P52乡学则设在都城之外的乡遂，《礼记·学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P957乡学在不同行政区划名称。以表面看，西周学校教育系统似乎完备，但“学在官府”的特殊历史背景，西周学校的培养和社会影响尚与后世的学校同日而语。
春秋战国社会变迁，学术下移，私学繁盛，有力地着旧有的学校教育系统，开启了全新教育的到来。
秦始皇结束了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了统一的伟业，本应为教育进展良好契机，但掌管文化教育的博士一职，在秦朝仅为政府顾问，缺失教育教化的功能和职责，再加上秦朝焚书坑儒、废止私学等极端措施，反而了教育的进展。
西汉建立者刘邦出身低微，不甚礼乐文治。陆贾要使长治久安，文化教育，倡议“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3]P118即由办学进展教育，但当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4]P3592故陆贾的倡议被束之高阁。汉文帝时，政局渐趋稳定，贾山上书明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的倡议，[4]P2336理由亦付诸实践。“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行问，未有进者”。[4]P3592
汉武帝开创了大一统局面，为维护政治的一统，武帝急需加强思想制约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公元前141年，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5]P323即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为使这一思想贯彻落实，董仲舒倡议汉武帝以教育入手，兴办太学，关乎教化和招贤纳才的大事，董仲舒曾言：“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5]P314关于太学对培养新型政治人才肩负的责任董仲舒也有清醒的认识，“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5]P314董仲舒兴办太学的倡议了汉武帝的赞同，但未马上予以。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才董仲舒的倡议，下诏丞相公孙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设立太学的计划。决定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以而建立起了我国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太学。
西汉太学的地理位置，据《三辅黄图》载“长安西北七里”。[6]P300此后，太学的办学规模呈现出节节攀升的态势。“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成帝末年，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4]P3596为适应招生人数的增加，王莽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扩建校舍，史载“筑舍万区”，可容纳生员万人。以汉武帝设立太学，至西汉末年王莽辅政，短短百余年时间，弟子员的数量以最初的五十人剧增至一万余。
博士的选拔及待遇
博士原为通古今、备咨询的顾问官员。自西汉设立太学,专职学官,专掌经学传授。[7]P200－205西汉博士负责太学弟子的教育工作，博士的学识素养联系到能否为统治阶级培养出需求的优秀人才，对博士选拔，要求也较严格。倘若被选中为博士，会有丰厚的待遇回报。

1.博士的选拔

有关博士选拔，《汉书·成帝纪》一段记载略知一二。“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善道德也”。[4]P313，西汉对博士的选拔是才学和品德两个综合考虑的。
西汉一朝，博士数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但和弟子员数量激增相比而言则略显。《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条云：“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4]P726另据《汉书·王莽传》载，平帝元始四年，“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4]P4069 可知，西汉末年增立《乐经》后，博士人数也不过区区三十人而已。

2.博士的待遇

西汉官员实行俸禄制，凡官员按品级可领取数量不等的粮食俸禄，《汉书·百官公卿表》为西汉博士品级和俸禄了线索。“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4]P726另唐颜师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作注时曾谈到：“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两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 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4]P721两则：西汉博士品级为比六百石，相应的俸禄为每月六十斛。
博士除在经济上享有固定的俸禄外，政治上更出仕做官的机会。博士是儒者中地位最尊贵者，“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8]P432《汉书·萧望之传》所言“宣帝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明证，[4]P3274西汉博士累官至丞相的也比比皆是。如韦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 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宣帝时“因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4]P3107匡衡在汉元帝即位后迁为博士，“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4]P3333因以经义相对，皇帝深悦其言，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后朝廷有政议，传经以对，言多法义。……建昭三年，代韦玄丞相”；[4]P3341张禹甘露中试为博士，元帝时以《论语》授太子，迁光禄大夫，“成帝即位，……以师赐爵关内侯……领尚书事，和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4]P3348平当元帝时为博士，因幽州流民大盛，奉使行，救民急，皇帝赞誉，迁长信少府、大鸿胪、光禄勋，“哀帝即位，……至丞相”。[4]P3051四人最初均为博士，自身才能皇帝赏识，在仕途之路上扶摇直上，位尊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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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的选拔、考核及仕进

1.弟子的选拔

西汉由太常负责博士弟子的选拔工作，太常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就会受到惩罚，如：太常张当居“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4]P639那么，太常究竟怎样的标准去选择才算秉公办事呢？《汉书·儒林传》记述就很能理由。
“太常择民年十八，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可察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4]3594
所述，信息：汉武帝弟子的选拔实际上有两条途径，其一由太常亲自选择，名额五十人；其二由各县令、相、长、丞等地方高级官员推荐，送太常处备案即可，至于数额未有记述。这两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弟子待遇有着差别，前者“复其身”，即免除徭役，享受供给，后者则无。

2.弟子的考核

太学弟子每年都要一次考试，称之为“岁试”，考试的策略教学论文有两种：诵说和射策。诵说测试背诵，《汉书·儒林传》载曰:“ 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试诵说,有法”。 [4]P3610所谓射策, 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颜师古曰: “射策者，为难问疑义, 书之于策, 量其大小, 署为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 不使彰显, 有欲射者, 随其所取而释之, 以知优劣。” [4]P3272然后考核结果，决定授予官职。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 [4]P3594，当时考试分为甲、乙两科，甲科为上,考中者为郎中； 乙科为下，考中者补为文学掌故。，对于那些不事学问，不通一经者，取消其学习资格，重新选择胜任者。太学进展，弟子考试也发生了变化。《汉书·儒林传》记曰：“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4]P3596以这则史料, 平帝时博士弟子虽仍是一年一考, 但成绩已分甲、乙、丙三等, 甲科四十人，中者为郎中； 乙科二十人，中者为太子舍人； 丙科四十人，中者为文学掌故。

3.弟子的仕进

太学最高学府，考试固然检查和督促弟子的学习情况，但最根本的还是为统治阶级官僚集团储备人才。《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 劝以官禄, 讫于元始, 百有余年, 传业者浸盛, 支叶蕃滋,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大师众至千余人, 盖禄利之路然也”。[4]P3620西汉博士弟子考试禄位的不乏其人。如儿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4]P2628萧望之“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以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以射策甲科为郎，署小苑东门候”；[4]P3271－3272匡衡“射策甲科，以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4]P3331马宫“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4]P3365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4]P3411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4]P3481王嘉“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4]P3488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等等。[4]P3619
太学的影响
太学西汉时期的最高学府，产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在维护政治一统、培养新型后备官员以团体之力抵制政治不良风气均产生过积极影响。

1.太学的积极影响

，太学兴起维护了西汉政治一统局面。太学“以经学为教育内容, 以经术取士标准, 犹如车之二轮, 推动‘儒术独尊’政策的施行, 逐渐使儒家思想全国上下统一的思想和是非标准”，[9]P66地维护了政治统一。，太学为西汉培养出了一批新型后备官员，为封建官僚集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西汉官员选拔有两种方式：军功取士和选自郎官。当时军功地主已经没落，以此途径入选官僚集团的并不多见；而郎官又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选到真才实学之人。太学在选官对弟子要严格考核，唯有品学兼优者方能入选，重才学、尚品行的选官标准，无疑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进步。，太学以团体力量抵制不良的政治风气，学生运动的先声。如汉哀帝时期，丞相孔光属官违制，鲍宣秉公办事，扣押属官，没收车马，此事得罪了丞相，被以大不敬之罪被捕下狱。事情发生后，“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于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4]P3093－3094哀帝迫于博士弟子们的团体压力免除了鲍宣死刑。
当然，一所官办性质的高等学府，太学又在教学内容、教学理念、禁锢学术思想自由进展等避开地带有阶级的烙印和标签，其消极影响同样显而易见。

2.消极影响

，太学教授内容单一、偏颇，限制了其他学科知识的传播和进展。西汉太学单纯以儒家经典为授课内容，将儒学及儒家经典推向了神坛，其他学科知识很难有立足之地，尤其是先秦墨家自然科学的传统以此中断。，太学对弟子考核授官，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实践，刺激了广大学子为禄利之路埋首群经，罕问世事，即使付出毕生精力亦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太学僵死、教条地师承联系的传统，禁锢了学术思想的自由进展。西汉经师传经,若不严守师法或家法,非但任博士,即便当上博士,也不会受到重用。如《汉书·儒林传》载:“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4]P3599，经学传授中，又门户之见，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了学术思想的混乱和无所适以。
西汉太学虽属于高等教育的初创阶段，但也有成功的经验，太学所暴露出的理由及消极影响，也值得去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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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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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书局，1959.
[8]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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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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