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再认中小学生“减负”理由再认识及有效推进对策

中小学生“减负”问题，虽已不是新话题，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却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教育部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高度重视，出台了不少有关“减负”的政策及整治举措。但时至今日，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却依然困难重重，依然是困扰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顽疾！这种状况不得不让人们追问：“减负”减了这么多年，究竟难在哪里？症结在哪里？采用何种策略能够有效推进“减负”且取得实际成效？

一、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追问

关于中小学生“减负”，人们已从多视角或多维度展开分析探究。在此，我们暂不论“减负”的目的、任务等方面的内容，而是要审慎地追问如下问题：
其一，“减负”是“减少”还是“减掉”？抑或兼而有之？这决非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是直接反映出人们如何认识“减负”以及如何开展“减负”等关键问题。如“作业量过多过重”，有些地方采取“减少”的方式，包括课堂作业、课余和家庭作业等都适量“减少”，而有些地方则采用“减掉”的方式，如强制性地规定不允许布置课外或家庭作业或规定所有作业都要求在课堂内完成等。虽然这两种方式都具有“减负”的效果，但体现出的政策价值及所造成的教育影响等方面还是存在诸多差异的。如对那些没必要重复的或完全是无效重复的课余或家庭作业，就应“减掉”，但决不能理解为禁止或不允许布置课余或家庭作业！实际上，课余或家庭作业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基本方式和途径，也是学生“学会学习”的一种组织方式。而“作业量过多过重”，其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布置课余或家庭作业，而在于如何布置和如何让学生在这些作业方式中学会“如何学习”。所以，“减少”还是“减掉”，需应审慎地分析决策。
其二，“减负”减多少是适宜的或不需要再减了？其实这是自“减负”以来一直困惑和纠结的问题。“多”了就减！可以说是人们对待“减负”所持的较普遍的观点和态度，但问题是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究竟“多”在哪儿？“多”了多少？如何衡量或判断？等等。这些直接关涉“减负”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问题，却一直被“悬置”或“有意模糊”，所以，“减负”减了这么多年，至今仍难以确定究竟“减”多少是适宜的。而值得惊异的是，在缺乏“减”多少是适宜的衡量标准或指标体系的情况下，减负却开展得“轰轰烈烈”。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追问，“减负”是否需要可以衡量或判断的指标体系？如果不需要，又是如何判断减多少是适宜的？主观的定性判断还是经验性地认定？上述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确实难以顺利推进“减负”，当然也难以获得实际成效！
其三，所有中小学生都“超负”还是部分或个别的中小学生“超负”？这是我们分析和认识“减负”不得不追问的问题。从政策意义上讲，“减负”是面向所有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实而提出的，具有概括性、普适性和原则性等特征，难以具体地区分指向哪类或哪些学生；但从实践意义上讲，“减负”政策必须转化为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因而，必须在观念上清晰如下问题：①如果所有中小学生都“超负”了，那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②假如所有中小学生都“超负”了，是否存在群体间的差异？如“学业不良学生或待优生”与“摘自：学术论文格式模板www.618jyw.com
学业优良或优秀学生”之间是否存在群体差异？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或个体差异？等等。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上述诸问题，就容易把“减负”简单“划一”，“减负”就缺失了差异性和公平性等原则要求。虽然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尚不能满足“因材施教”的要求，但在决策“减负”的相关政策时，决不应忽视学生群体、性别以及个体间的差异，否则，“减负”极易被概念化、口号化，缺乏必需的现实性、针对性以及差异性。

二、关于中小学生“减负”遇到的困难及其归因的再认识

从收集到的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相关研究资料和文献来看，人们对“减负”中遇到的困难及其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作出了多维度的解释。但这些困难与“减负”之间究竟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人们如何认识所遇到的困难？又是如何对产生这些困难进行归因的？这些归因是否合理？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主要对如下方面展开反思性的分析和再认识：
其一，过分追求升学率。人们所以把“过分追求升学率”视为“减负”遇到的困难，其原因在于：①虽然许多研究者及教育者都强烈地批评“过分追求升学率”，但“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却是社会及家长衡量或判断学校办学“质量”优劣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这种观点及标准内在地确立了“减负”必须遵从的准则：“减负”不能降低升学率。如果学校因“减负”而降低升学率，不仅会受到家长的批评和指责，也会受到社会的质疑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质量问责”。②虽然“择校”问题表面上是家长和社会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但实质上体现的是消费主义教育观以及对“升学率”的功利主义追求左右着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和选择。如果学校升学率低，学校就会在“择校”中处于劣势，直接影响学校的生源和社会声誉等。所以，哪个学校都不敢随意地拿“升学率”开玩笑。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改革考试制度，还是难以解决“过分追求升学率”问题，“减负”不仅难以顺利实施，也难以获得实际成效。这种认识在逻辑上具有其合理性，但我们是否还应对如下问题审慎地分析和思考：①如果人们不再把基础教育的价值依附于高一级的教育，或家长、社会及学校不再盲目地追求升学率，而是把基础教育的价值回归于育人、回归于素质教育，那么，“减负”是否就能顺利实施并能够取得实际成效？②如果取消了考试制度，特别是中考和高考，而且学校间的教育资源得以均衡配置，那么，“减负”是否就可以顺利推进并取得实际成效？生源竞争以及“择校”问题是否就可以随之而解了？如此看来，对于“减负”与追求升学率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是需要理性地、多维度地思考和分析。
其二，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高期望以及“升上好学校才能考上好大学”的功利性诉求，普遍强化了家长对“分数是硬道理”以及“熟能生巧”等观念的实利性认知。所以，对孩子抱有高期望值的家长，“口头”上虽然也在抱怨孩子课业负担过重“痛”在心上，但对孩子能否获得高分数却都有着较强的焦虑性期盼和担忧。正是这种心理上和认知上的矛盾纠结以及功利性诉求的高期望，致使很多家长加大对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投入”，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特长斑、兴趣班或奥数班等，以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或“功夫没下到”上等。家长们所表达出的这种“亲情式”的高期望以及因对“分数”高焦虑性担忧而在经济上的“投入”等，都极大地加重中小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这种归因，确实能在很强程度上揭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会直接影响和制约“减负”的顺利推行，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如下问题：①如果家长都认为孩子接受的教育是最优质的教育，那么，“减负”是否就能够顺利推行并取得实际成效？②如果家长不认为孩子接受是最优质的教育，那么，用何种办法或策略能够降低或减弱家长对孩子的高期望值或让家长理解并支持“减负”？③如果家长不再为孩子的未来职业和生活担忧，而是考虑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那么，“减负”是否就可以顺利推行并获得实际成效？等等。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多视角地分析“减负”与家长对孩子期望值过高之间的关系问题，切忌简单“归因”。
其三，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方法沿袭传统，缺乏改革和创新。许多研究者认为，“减负”所以困难重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虽然在基础教育领域倡导课堂教学方法及组织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但实际上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仍然强调“多讲、多记、多练、多重复”，仍然相信“题海战术”以及时间上多投入的功效。这种“过度赘述”、“过度练习”、“过度记忆”的教学，其结果是学生投入时间过多但学习效率偏低，而且还极易造成中小学生厌学，缺乏学习的内在兴趣和动机等诸多方面的弊端。
现实地讲，如果教师还是沿袭过去那种“多讲多练”或“填鸭式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或者还是仅仅注重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累积式记忆等，那么，“减负”实际上就成为了一句空话，所以，改革和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及组织方式是提升“减负”的有效方法或策略。但我们是否还应思考和分析如下的问题：①过于强调教师课堂教学方法或组织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是否一定能够有效推进“减负”并取得实际成效？是否会出现“即时效应”或为“创新”而刻意“标新立异”却忽视课堂教学的长期有效性问题？②是否会出现以“技术”改革和创新来解决“减负”问题的“技术决定论”？③在课堂教学方法创新的情境下，是否会出现“减负”越减越多的“奇怪”现象？上述诸问题，确实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关于有效推进中小学生“减负”的策略建议

基于上述对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追问以及人们对“减负”所遇困难及源于：论文封面格式www.618jyw.com
其原因解释的再认识，我们主要从如下方面讨论有效推进中小学生“减负”的策略建议：
其

一、转变行政化“减负”，重构“减负”中的权责关系

行政化“减负”，简要地讲是指教育主管部门以行政方式和手段强势推行中小学生“减负”。这种行政化“减负”，一方面体现出教育主管部门在“减负”中的“权力中心”地位，即教育主管部门“统辖管制”中小学生“减负”的所有事务；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减负”中的权责关系：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下达“减负”目标和任务，学校忠实执行并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绩效”验收。所以，在中小学生“减负”中，学校虽是“减负”的“主场”，但实际上仅享有实施“减负”的做事权以及承担能否达成“减负”目标的责任权。这种权责分离，其实是中小学生“减负”的内在阻力和障碍，直接制约“减负”的有效推进。
转变这种行政化“减负”，一方面就是让教育主管部门“放权赋能”，把“减负”的权责归还学校；另一方面，就是要重构“减负”中的权责关系，让学校充分发挥“减负”的“主场”地位和作用；教育主管部门则以政策供应、组织保障、方向指导等方式和途径，发挥其在中小学生“减负”中的组织、指挥、监督和评估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其

二、创建多主体参与的审议制度，共议可行的“减负”方案

所谓审议，简要地讲是指审查讨论①。我们提议创建多主体参与的审议制度，一方面就是要转变过去那种单一的集权化决策模式，把决策中小学生“减负”实施方案的权力移交到学校，创建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等“减负”中不可或缺的责任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审议制度，即通过多主体参与来研究、审查和共议“减负”的实施方案，体现出方案制定的性、广泛参与性和权力共享性；另一方面通过广泛吸纳教师、学生和家长等“减负”中多主体参与，不仅有利于吸取关于“减什么？怎么减？以及减多少是适宜的？”等方面的意见或建议，而且也有利于人们对“减负”实施方案的较为广泛地认可和接受，减少人们在心理上的矛盾纠结。从管理学的层面上讲，广泛地多主体参与“减负”方案的审议，本身就也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宣传。所以，创建“减负”中多主体参与的审议制度，才可能出现“共议”可行的“减负”方案的可能，也才能顺利推进“减负”并取得实际成效！
其

三、建立调查研究制度，制定“减负”可量化的指标体系

从前文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追问和对减负所遇困难及其归因的再认识中可以看出，在中小学生“减负”推行过程中，一直缺少两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条件：一是缺乏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调查研究。如关于中小学生“超负”现象和“减负”的省域、市域、县域等区域性和不同学校的调查研究；不同学科“超负”现象以及“减负”的调查研究；不同性别、群体学生间“超负”和“减负”问题的差异性调查研究；对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研究者、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不同主体关于“超负”和“减负”问题认识及态度的调查等。二是缺乏“减负”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如是所有中小学生都超负了？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究竟超了多少？“减”多少是适宜的？等等。由于缺乏这两个前提醒和基础性条件，致使在中小学“减负”中产生诸多困难以及矛盾和纠结的现实问题。对于上述诸问题，我们并不反对定性描述或判断，但缺乏“量”的依据或量化的指标体系，就会直接导致“减负”中目标模糊、原则混乱以及过于主观经验等诸多弊端。可以肯定地讲，立足于学校展开关于“减负”的调查研究，是科学地设计中小学生“减负”实施方案和制定“减负”可量化的指标体系等关键问题的现实基础，也是顺利推进“减负”的基本前提和产生社会广泛影响力的基本条件。
其

四、优化学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提升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领导力

从目前中小学生“减负”的现实来看，课程多、书本多、内容多、课时多、作业多等现象，可以说是“减负”遇到的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所以，提升中小学生“减负”的整体效能和效果，我们建议首先要优化学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这是前提条件，也是有效的策略和途径。
我们提议提升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领导力，就是要让教师意识到自身在“减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减负”中不可或缺的主体身份，主动研究分析本学科“减负”的内容并积极寻求衡量的指标体系，创造性地开展“减负”。简言之，就是想办法让中小学教师把“减负”扛在自己的肩上，通过提升自身的课堂教师领导力，引导和培养中小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创新的能力，进而有效提升“减负”的实际成效。
参考文献
王庆环.聚焦教育问题:中小学生“减负”为何越减越重.光明日报，2011-8-12.
靳晓燕.择校热，如何?——一个屡屡说起的话题.光明日报，2011-11-9.
[3] 刘磊，杨几.家校之间:发展中的“边界困境”.中国教育报，2011-12-4.
[4] 田华.中小学生“减负”策略研究报告.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7）.
[5] 郭志成.减负与中小学生的权益保护.教育探索，2001（11）.
[6] 邓志祥.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责任编辑 任洪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