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辨析“左思深于潘岳”辨析中专生

摘 要：西晋诗坛以繁缛柔美见长，人才辈出，其中左思、潘岳均因在《诗品》位列上品，又因二人性格、品行的巨大反差，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从而影响到对其作品及历史地位的评价，“左思深于潘岳”似乎成了定论。但笔者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就政治角度而言，左思确实在内容深度上优于潘岳。从情感角度来讲，潘岳深于左思也是允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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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诗坛虽以繁缛柔美见长，却也人才济济，锺嵘《诗品》记载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这足以说明太康时期的巨大成就。其中的左思和潘岳又均因列于上品，得到了后人较多的关注和论述。《诗品》在提到左思时曾曰“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就是锺嵘的这一句评判，似乎成了定论，潘、左有了高低之分，他们的作品也有了优劣之别。沈德潜《古诗》卷七说：“钟嵘评左诗，谓‘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但笔者认为这是不恰当的，这只是抓住了潘、左作品的某一方面进行比较，并不全面，因此不能认定潘岳的作品不如左思，更不能因为潘岳人品问题而影响到对其作品的评价。反倒是谢灵运“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的评价更允当。究竟为何后世广泛认定左思的诗歌深于潘岳，是否真正优于潘岳，这是笔者试图重点说明的问题。

一、《诗品》的品评标准：《国风》优于《楚辞》

锺嵘的《诗品》评述了自汉迄梁的一百二十三位诗人的作品，并且对其中的重要诗人追根溯源，纳入到《诗经》与《楚辞》两大文学体系。中国古代论诗注重“诗言志”，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锺嵘推崇“雅正”的文学思想。虽然也受到陆机“诗缘情”的影响，关注诗歌的情感及形式等方面的因素。但是，锺嵘在评述这些诗人时，显然对源出于《国风》一系的曹植、刘桢、谢灵运等人给予了更高的赞美。出于《楚辞》一脉的诗人多形成忧郁凄怆的特色，气少而情多，注重辞采，如李陵、班婕妤、王粲之辈。而曹植得到了最高的赞誉：“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其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风骨与情采兼善，古今难比，但在锺嵘看来却应归于《国风》，足见《诗品》中《国风》一系优于《楚辞》，内容高于形式，气骨胜于情采。
《诗品》中这样评价潘岳：“其源出于仲宣。”而仲宣的特点是“发愀怆之气，文秀而质羸”，潘岳与《离骚》一脉，都具有鲜明的凄怨的情感特色，而逊于气格。《诗品》对左思这样评价：“其源出于公幹。”公幹的创作风格是“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刘祯在源于：论文标准格式范文www.618jyw.com
《诗品》中归于《国风》一脉，王粲归于《离骚》一系。很显然，单就源头而论，左思承继《国风》而来，气骨充沛而不重文辞的修饰，他的评价已经优于潘岳，何况此二人直接的出处对象刘桢的赞誉在锺嵘看来高于王粲。虽然《文心雕龙》中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但包括锺嵘在内的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唐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气夺曹刘。”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建安首称曹、刘。”这些文论家往往将刘桢与曹植相提并论，足见刘桢在文坛的重要地位。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公干、仲宣一时未易优劣。锺嵘以公干为胜，刘勰以仲宣为优。予尝为二家品评，公干气胜于才，仲宣才优于气。”看似此说持中立态度，实际却偏于锺嵘之说。以上种种论述，清楚地表明了刘桢的评价高于王粲。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左思在《诗品》里的评价要高于潘岳，从而影响到后世的看法。

二、 “左思深于潘岳”

如果说上部分的论述是从客观方面分析造成左思的历史地位高于潘岳的原因，接下来就最重要的文本，辨析左思是否真的深于潘岳。
西晋实行士族门阀制度，这一时期，士族阶级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垄断了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有文化。在这些人的操控之下，文学上不再有“建安风骨”的慷慨局面。相较而言，作品内容空虚，文辞过分雕琢，刻意追求形式。在西晋这样一个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文坛上虽可谓中兴，但大概只有左思能够冲决而出，直面社会腐朽的一面。左思与时代潮流的格格不入，左思的特立独行，或许是他得到后世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
对于“左思深于潘岳”的一般理解是指他的作品，尤其是《咏史》八首在思想内容上较潘岳的更加深刻。《咏史》八首可谓咏史诗走向成熟的重要开端，诗人在作品中多处运用典故，借历史人物的故事，抒写自己的壮志、抨击黑暗的现实。如第二首借汉朝金日磾和张汤家族世代荣宠与冯唐年老官微的反差比较，尖锐地讽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实。其它诗作中也歌颂了段干木、鲁仲连、许由、荆轲等历史人物的高尚情操，表明自己也希冀如他们一样或建有功业，或远离世俗喧嚣。从左思所吟咏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可以体会到他对黑暗时代的猛烈抨击，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认为的左思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然而，与李商隐《贾生》那样真正成熟的咏史诗相比，左思的咏史八首显然缺乏宏观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历史思考，吟咏个人怀抱的成分更大，传达的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个人政治理想，仍然缺乏广度和普遍意义，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况且艺术上也过于浅陋直露， 缺乏意境之美。
如果从左思的咏史诗中我们看到了他喊出天下寒士的心声，看到了他对于门阀制度的有力抨击，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将潘岳哀耒文中的弥漫的哀伤情感延伸为魏晋文坛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所共有的对于生命的珍重和无法把握的哀伤，对家人的个人情感恰恰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恰如杜甫很多作品是写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也写到自己妻儿的生死，从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安史之乱后整个时代的凋敝和破败，我们何曾认为这只是杜甫单纯个人情感的表露。李泽厚先生曾在《美学历程》里说：“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生命的脆弱是魏晋的一个重要主题，潘岳从对家人的角度加以诠释，艺术处理细腻感人，清代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中言：“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正因为潘岳对于情感的深入投射，才会创作出后世高度赞赏的《悼亡诗》三首。
左思的作品从政治的角度展示了思想的深度，而潘岳从生命的角度展示了情感的深度。
综上所述，对于诗人的评价包括很多方面，不可否认，左思的人格魅力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单就作品而论，左思的咏史八首也存在艺术和思想上的不足，而潘岳的作品也有他的可取之处，“左思深于潘岳”说未必恰当。
参考文献：
曹旭. 诗品集注[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清]沈德潜. 古诗源[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