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文教学中传承古代文化传统

命运多坎坷的苏东坡，在被贬黄州的逆境中，虽难以发挥一身抱负，却能够勇敢面对生活的磨难而心境平和。他深切地感悟到：人生虽短暂同“蜉蝣”、人虽渺小如“沧海一粟”，但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意味着“物与我皆无尽”。因此，无须因眼前的失败、挫折而放弃追求、而无益伤悲，总会有云开雾去时。他有着“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旷达、疏宕的胸怀，也有着官场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惨烈不足以萦绕心怀之乐观精神。以人生观念上，他发扬中国土生土长地儒道两家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精神，主张“为生命、存活、生活积极活动,以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在人生欢快中求得超越。”[2]这是他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解的精神支柱。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就使他观察不足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内在心理的超脱与外在行动的执着这一矛盾的体现在苏轼身上却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作为一篇文彩横溢、布满诗情画意的作品，《前赤壁赋》以赋体的形式特点，游记的外在内容，承载了典型的中国古代传统的艺术旨趣和审美心理。
文章的核心部分是抒发作者对人生的感慨，讨论人生的作用，故富于抒怀性和哲理性，但这种哲理性，并不用抽象的哲学语言和纯粹的逻辑思辨来体现，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运用因景生情，借物喻理的艺术手法达到的，其外在的突出体现则是诗情、画意、哲理的统一。
这种说理的方式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自先秦庄子一派开始，就有“言不尽意”的观点，庄子借用寓言，将深奥的道理寓于形象的描绘之中，借助于具体可感的客观事物来表达深微玄奥的哲学道理，达到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水”与“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以物寓理的载体，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3]的感慨，到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江边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4]的领悟，而苏轼更是继续传统，运用人们最常见的水与月，水与月的最常见的变与不变，有穷与无尽的辩证统一联系来阐明人生哲理。以“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雄浑壮阔的场面寓宇宙的浩淼无穷，以江水的长逝而不往寓宇宙的永恒有着；以“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到“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月出月落的变化，来寓宇宙人生的圆转变化和生生不息。没有枯操得使人乏味、沉重的哲学术语，诗的语言与深刻的聪明结合得如此高明、美妙，简直是一个奇迹。
以艺术形象作为抒怀达意的凭借和依托，抒发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因它不但示人以富有美感的形象，而且能激发读者的联想或想象，使人感到在有限的词句中蕴涵着无穷的意味，以来就被以为是散文创作的最高境界，成为历代文人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苏轼曾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5]可见，苏轼也深受此种文论的影响，他在理念上极力维护文学的抒怀性、形象性，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视为文学的抒怀形象的不可或缺的特点，并将这种理念贯串在《前赤壁赋》的创作之中，在其笔下极尽渲染之能事，活生生渲染出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玄远意境，直令读者产生“我欲乘风归去”的审美冲动。
但苏轼并非是纯客观的、亦步亦趋的描摹物象，他对于外界自然的描绘就如同是画中的写意，书法的狂草一样，注重突出的是外物给我的主观感受，突出的是一种精神的意绪与领悟。《前赤壁赋》固然以记游的形式写成，但其重视的是主体意识的自由抒发，主观感受的随意体现。其中涉及的意象己不同于生活、自然的原型，而是艺术加工的创造性产物，其中倾注了作者自身的丰富情感，成为一种为生气所灌注的、有机的生命体，它显得比一般的自然还更自然。
对现代人而言，大部分人对自然美的审美观照仅止于“游山玩水”而已。满足于观赏自然时获得的感官满足与喜悦，只有为数未几的人才会在面对大海、登临绝顶时在潜意识里进入更深层次的心理活动，获得更深的感悟，多数人对自然美游山玩水式观赏态度和走马观花式的观赏方式下，能够在山水美中达到“物我两忘”的沉醉状态的恐怕很少，由于那需要有良好的审美心境，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需要时间，需要驻足，需要排拒各种功利杂念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固然以直觉为特点的美感形态也能使我们获得身心愉快，使精神得到放松，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志，但它毕竟还不是对自然美的最高审美境界。我们说自然美对人有陶冶情操的作用、完善人格的作用，这是一种论述，也是一种追求。在实践中，具体到某一个人而言，能够达到何种高度，却因主客体的种种差别而不同。而苏轼的正好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杰出的范例。
《前赤壁赋》作为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一个普通篇目，它所蕴涵的丰富的古代文化精神并不是一个特例，可以说，在各种大学语文教材的版本中，都体现了编者以传承文化传统为目的的苦心经营，假如教师在授课时忽视了这一点，单纯进行字词句及篇章结构的浅析，就难以培养出真正具有审美心理和审美素养、性情优雅的一代学生，也就失去了大学语文课程的设置目的。只有使我们中国人成为名副实在的中国文化传承、发扬光大者，以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为主体，我们才不会迷失自己。
注释：
[1]《大学语文探讨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李泽厚《乐感文化》，摘自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等《中国文化概论》.北京:首都师范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论语·子罕》。
[4]《春江花月夜》，摘自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5]《白石道人诗说》，摘自[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唐彦临，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