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普通高中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回顾与反思

课程性质问题即课程“是什么”的问题，它是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的一个基本问题，课程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课程目标的设定与课程实践的形态。回顾建国以来六十余年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情况发现，有关英语课程性质的界说，无论是政策文本的阐述暨教育教学的实践，还是学术研究的探讨，都一直处于变化、发展的状态，但都不尽完善。

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回顾

教育教学实践以教育教学政策为指南并深受其影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政策文本对课程性质的阐述即代表了教育教学对课程性质的实践。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政策文本外延甚广，但所有政策文本的精神最终都是凝聚于“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这一类核心政策文本之中，“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阐述即代表了同期教育教学对英语课程性质的实践。
建国以来至二十世纪末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对英语课程性质的界定主要采用通过阐释“英语（外语）”来界定课程性质的隐性的间接表达方式，而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则采用显性的直接陈述“课程性质”的方式。
建国初期至六七十年代，英语课程性质界定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浓化，本阶段的关键词走向为：“志趣培养+基础奠定”→“社会主义教育”→“交流工具+斗争工具+工具课”。
1951年《普通中学英语科课程标准草案》规定高中英语课程要“养成阅读和练习英语的志趣，打下进修专科用的英语基础”。1956年《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阐明，“外国语这门课程同其他课程一样，是有助于我们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的，通过外国语的学习，还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祖国语言，发展他们的思考能力，扩大他们眼界”。1963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进行国际交往、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的重要工具”，“掌握英语对吸取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向友好的国家和人民介绍我们的经验，对加强与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团结各国人民共同对帝国主义作斗争，都会有许多便利”，“英语是一门工具课”。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英语课程性质界定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本阶段的关键词走向为：“斗争工具+交流工具+基础奠定”→“交流工具+基础奠定”。
1978年和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均载明我们“需要培养大量又红又专并通晓外语的各方面的人材”，又分别指出“在国际阶级斗争、经济贸易联系、文化技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中，英语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英语教学应“为毕业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或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打好基础”（1978年），“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英语教学应“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打好基础”（1980年）。
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二十世纪末，英语课程性质界定偏重彰显教育意义，“工具”一词依然贯穿本阶段全程，其余关键词走向为：“基础奠定”→“基础学科”→“人文素质”。
1986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1990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1993年《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1996年《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均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信息与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并分别指出英语教学应“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切实打好基础”（1986年），“外国语这个工具的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设置{#GetFullDomain}
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外国语被列为我国高级中学的一门基础学科”（1990年、1993年），“外国语教学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情感教育，有助于学生发展智力、开阔视野和提高文化素养，有利于学生发展个性和特长。因此，外国语被列为我国高级中学的一门基础学科”（1996年），“通过学习他国的语言，加深对他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学会尊重他国的语言和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并热爱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2000年）。
二十一世纪以来，英语课程性质界定开始彰显对“人”的意义，本阶段的关键词走向为：“必修课程+运用能力+个性+人文素养”→“主要课程+发展+综合素养+条件”。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首次明确阐述“课程性质”，要点为“外语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英语课程的学习，既是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实践活动，逐步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过程；又是他们磨砺意志、陶冶情操、拓展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开发思维能力、发展个性和提高人文素养的过程”。2003年《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再次明确阐述“课程性质”，要点为“外国语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高中英语课程是普通高中的一门主要课程。高中学生学习外语，一方面可以促进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掌握一门国际通用语种可以为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和进行国际交往创造条件”。
综合上面的简要勾勒可以看出，在建国以来政策文本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进行阐述（暨教育教学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两大走向非常明显：第一，从“工具”到“素养”。尽管修饰语不同，但“工具”这一主要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核心的话语位置，跟同期语文课程性质界定一样“是以对‘工具’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不断修饰来不断修正自己的表述的”[3]，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素养”一词正式进入核心话语位置。第二，从“基础”到“主要”。在对英语课程性质界定过程中，表述从最初的“打下……基础”、“为……打好基础”，发展到“基础学科”、“必修课程”，最后发展为“主要课程”。

二、 学界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学术探讨

建国以来学界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学术探讨经历了由冷至热、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纵观整个学术探讨历程，以下几个主题显得较为突出。 第一，英语必要性与意识形态色彩。由于英语曾一度成为外语语种的权宜之选，学界最初的探讨主要是为确立英语作为外语语种的必要性。在“一边倒”政策之下，学界的呼吁显得比较乏力，多采用迂回的彰显其意识形态价值的方式来主张英语的必要性，提出英语课程同其它课程（包括其它外语课程）一样是有助于社会主义教育的。但是，如刘道义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教学片面强调突出政治，忽视语言教学的规律”[4]。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高中英语课程的必要性得以确立并巩固，英语课程的意识形态色彩则由理所当然逐渐进入学术探讨的中心。经过学界的探讨，淡化英语课程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并最终反映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降的课程政策文本之中。
第二，“二语论”与“外语论”。对我国包括高中英语在内的英语课程的属性，学界存在“二语教学”（TESL）与“外语教学”（TEFL）两种混淆或等同的认识界定。张正东对此作了系统分析，指出必须将“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予以区分，两者之间存在以下差异[5]：1.教学目的不同，“二语教学”主要是帮助学生掌握二语社会的生存工具，而“外语教学”主要是帮助学生掌握求取发展的竞争工具；2.教学条件不同，“二语教学”具有语言环境优势，而“外语教学”主要依靠课堂教学；3.学习动力不同，“二语”学习主要靠融合性动力，而“外语”学习主要靠工具性动力；4.学会的过程不同，“二语”学习可以采用全浸式、半全浸式学习过程“直接学会”，而“外语”学习一般都要借助语言知识的帮助或其它“拐杖”；5.教学内容不同，“二语教学”内容必须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而“外语教学”内容则应侧重其语言的规范性和高频率的使用面；6.教学程序不同，“二语教学”可以打破由简而繁、由易而难、由理解而表达的逻辑顺序，而“外语教学”必须讲究这些顺序。
第三，“语言论”与“文化论”。语言“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6]，但对英语课程的内容与途径，人们持有不同的见解。“语言论”认为英语外语教学的内容应立足于英语语言，强调学习规范英语，尤其是衍生力强的规范语料，在学习英语时主要应掌握运用面广的英语语言形式以理解英语材料和表达已知信息[7]。至于“文化论”，如程晓堂所归纳的，主要存在三种思潮[8]：1.传统的思潮，即外语教学中要渗透外国文化（跨文化交际）；2.激进的思潮，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应该通过学习文化来学习语言；3.新兴的思潮，即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对“学习”这一特定的人类文明活动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又普遍的“学习文化”（culture of learning），学习文化对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课程都有影响。
第四，“工具论”与“素质论”。外语是工具还是素质，这是外语认识的一个根本性理念问题。“工具论”在建国以来至上世纪末相当长的时期内属于高中英语课程的主要认识理念，英语被界定为实现其它目的的工具。比如，张正东指出 “外语”学习主要靠工具性动力，把目的语作为图谋发展的工具、国际交流的工具等[5]。但是，学界自上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对此给予了强烈的质疑与批评。比如，杨自俭指出“外语教育不是工具性训练，是对人的基本素质的教育”[9]，“教养”、“素养”、“通识”、“人文”等理念也被学界提出，这可以总称为外语教学“素质论”。另外，学界还提出了“工具性”与“人文性”兼具的理念。不过，有学者指出“外语是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见得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外语素质”[10]。张正东等学者即坚持“工具论”，认为尽管当前的外语教学已强调人文性，但外语作为人生竞争工具的基本特点未变，工具性动力暗示学习外语存在可替换性，外语学习很难产生二语学习那种“背水一战”的心态[5]。
第五，“基础论”与“主要论”。“基础论”认为高中英语课程是基础课程，主要是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打好基础，典型的观点如“中学外语教学是基础”[11]，“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必须在中学阶段打下一个基础”[12]。“主要论”相较“基础论”而言，将高中英语课程的地位进一步抬高，认为高中英语课程是主要课程，是高中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典型的观点如“培养出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的人才市场也具有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其中的外语任务主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解决，……高中阶段英语课程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既要使学生获得基础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继续学习源于：论文www.618jyw.com
打下基础，又要使学生为就业做必要的准备”[13]。

三、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当下反思

1.关于元概念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族下的西日耳曼语支，现已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从学习和运用角度，英语可分为母语、二语、外语等十余类[5]。“课程”在学校教育中指教学学科及其进程安排，即课业及进程。“性质”是指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属性，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事物的性质由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具有唯一性，但可能转化。当英语与课程结合，成为“英语课程”，就具有了特定的时空背景，就进入了学校教育这一特定领域，探讨“英语课程性质”就必须正视特定的时空背景及学校教育这一特定领域。“英语课程性质”不同于英语性质或课程性质，而是英语作为课程的性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更是将英语课程性质限定于普通高中这一具体教育阶段。

2.关于政策文本阐述

建国以来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政策文本对英语课程性质的阐述由隐性的间接表达转为显性的直接陈述，反映出关于英语课程性质的认识对英语课程实施的重要意义。政策文本的阐述“客观地表达了一定时期的国家意志，也审慎地吸纳了当时学术界的认识成果”[3]。上文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回顾发现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界定的两大明显走向折射出一个深层价值理念的转变：由侧重英语教育对社会（政治）的价值逐渐发展为侧重其对“人”的价值。这种价值理念的转变符合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但政策文本的阐述尽管在不断发展，还是不尽理想。以2003年《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为例，笔者依据该政策文本的阐述原文，提炼出其框架为：“语言是工具与条件，对人具有重要意义；外语已成为基本素养之一，学习掌握英语具有重要意义。高中英语课程是主要课程。高中学生学习外语有两方面作用，开设英语课程的意义为‘三个有利于’”。这一阐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逻辑上的问题，该阐述系通过语言与外语的意义、学习与开设英语课程的意义来陈述“高中英语课程”的意义，而仅有“高中英语课程是普通高中的一门主要课程”这一句话的陈述主语为“高中英语课程”。但是，语言与外语的意义、学习与开设英语课程的意义是否就完全等同于“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本身的意义？“主要课程”的界定是否真正揭示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不同于其它课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属性？可见，因为自进入本世纪以来政策文本才开始尝试明确阐述“课程性质”，相应的表述自然不尽完善，未来的政策文本在此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3.关于学术研究探讨

学界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学术探讨，尤其是关于英语必要性与意识形态色彩、“二语论”与“外语论”、“语言论”与“文化论”、“工具论”与“素质论”、“基础论”与“主要论”等主题，推动了人们对高中英语课程内在本质属性认识的发展，学术研究成果也反映到了不同阶段的政策文本阐述之中，对促进高中英语教育发挥了作用。但基于发展的观点，对高中英语课程这一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研究因为时空背景不断变化故而是没有止境的。建国以来迄今的学术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学风方面。我国基础外语教育专家张正东先生一生坚持并主张我国基础英语教育实践与研究必须立足我国英语教育的国情、教情、学情，这就是应该坚持的脚踏实地的学风。而学界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研究，不少是比照西方学界的理论成果而进行“仿创”，属于“西方中心”、“英本主义”，脱离了我们的国情、教情、学情。第二，视野方面。研究普通高中英语课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属性，需要在以教育学为主的理论视野之下全面考量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同时还要考察英语课程与其它课程的异同，这样才能发掘其区别性的特质。而学界的不少研究主要基于外国语言学的视野，脱离了特定的时空背景及学校教育这一特定领域。第三，观点方面。事物的性质具有唯一性，由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学界研究得出的诸如“工具性”、“人文性”等兼有的观点，看似全面，实则没有提出根本性的切中要害的认识观点。
四、 结语
课程政策文本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性质的阐述以及学术研究对此的探讨所呈现出的变化、发展之态，反映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的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如今普通高中英语课程仍然存在很多备受诟病的问题。课程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课程目标的设定、课程内容的选定与课程实施的形态。虽然事物的性质可能转化，但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还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没有止境的研究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发展到今天，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形态等都越来越多元，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要不断深入进行有关其课程性质的研究。
参考文献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外国语卷（英语）[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 屠锦红，徐林祥.六十年来语文课程性质研究之回顾与反思，课程·教材·教法，2010（6）.
[4] 刘道义.再议中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之路，当代外语研究，2011（6）.
[5] 张正东.我国英语教学的属性和内容，课程·教材·教法，2003（5）.
[6] 张连仲.英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课程·教材·教法，1997（5）.
[7] 张正东.英语外语教学的回归，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7（5）.
[8] 程晓堂.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主义思潮，山东外语教学，2001（4）.
[9] 杨自俭.关于外语教育的几个问题.中国外语，2004（1）.
[10] 包天仁.当前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的十大误区，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致谢www.618jyw.com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6（2）.
[11] 张文淑，舒启全.英语教材教法刍议，四川教育，1980（9）.
[12] 唐钧.三十二年来的中学英语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2（1）.
[13] 程晓堂.《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