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海防近代中日铸造军舰和筹划海防观念之差别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日两国统治集团都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即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但这两个运动的成效却相差悬殊，其原因固然是复杂的。本文仅就两国铸造军舰和筹划海防观念之差异作简单的分析，谈谈本人的几点看法。

一、近代中日两国筹划海防的策略观念有很大差异

日本明治政权建立后，便以对外侵略扩张作为基本国策，其策略是对欧美强国暂且妥协，而把中、朝两国作为首选侵略对象。为此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而我们中国也发展军事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同样发展军力，但只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并无向外扩充势力之意。
当时在中国以慈禧为首的当政者，丝毫没有如同日本统治者那样的近代海防观念，而是在外来侵略面前，受一次刺激重视一阵海防，平静之后，又昏昏然如故。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个人的享乐。对于创建近代海军，纯粹是消极防御的观念。中国海军缺乏明确、周密的计划与战略，缺乏争夺制海权意识，这使中国海军处处被动。而在大海彼岸的日本，却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总国策。在开战前就按海军胜利、僵持和失败三种情况制定陆海军作战战略，明确争夺制海权。

二、近代中日两国铸造军舰和军费拨付等方面有很大差异

日本海军要满足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就得加强自己的海军装备。而当时日本海军仅拥有舰船22艘，其中2000吨以上的主力舰，仅为扶桑、浪速、高千穗、比睿、金刚等5艘，且其中的扶桑、比睿、金刚三舰舰龄均已达11年。如何完成征服中国的战略计划，当时从天皇到大臣，面对现实无不深感忧虑。为了赶上和超过清朝海军，实现其侵略目标，日本政府在1886年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用以完成建造松岛、严岛、桥立战舰在内的第一期军备扩充计划。1887年，日本明治天皇向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下了谕令，决定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经费的十分之一以上），用于补充海军经费不足。天皇的举动带动了日本的官员和富豪们，他们竞相为海军慷慨解囊，捐款总额达103.8万日元。1893年，日本天皇再次决定，以后6年间每年从内库中拨30万日元，各大臣、长官、议员也纷纷从薪俸中拿出四分之一用作造舰经费。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年军费开支已超过3450万日元，占国家全年总预算开支的五分之二以上，比重之大，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极为罕见。由此看来近代日本为了侵略扩张不遗余力造舰和筹措经费都是空前的。
大清帝国在装备战舰和海军军费的拨付和日本是不可比拟的。当时的大清帝国国内，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在国家财政紧张，大量向外国借债的情况下，仍没有将有限的经费用于急需加强的海防建设，而是骄奢淫逸，大肆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清政府先后挪去不下2000万两白银的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然而，停泊在军港内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不足，自1888年后，未曾补充一艘新型战舰，改装一艘军舰和更新一门大炮，致使整个舰队装备老化。对此，李鸿章这个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立场的老洋务，也深有感慨地说：“东洋蕞尔小国，犹能力节浮费，岁增一二新式铁快各船，纵横海滨，中土能无愧憾。”“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面对倭人心计遽深，趁我力难添购源于：论文封面格式www.618jyw.com
之际，逐年增置的形势，就连管带丁汝昌和各级将领都冒着很大的风险多次请求添购新式快船，以加强对日本防范。

三、近代中日两国在铸造军舰筹划海防观念有本质区别

近代日本积极筹措钱财大力装备军舰，不是为了近代化成就保驾护航，谋求安全，而是谋划侵略周边国家，给别国带来灾难。当时列强侵华步步升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清帝国仍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歌舞升平，遭致世人和后人的唾骂。但清帝国制定海防战略是为了自己安全，固守疆土，从这个战略本质看是好的，最起码我们没有以侵略别国为所谓的“基本国策”，这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有本质区别。
总之，人类历史在步入近代化这个节点上，清帝国对当时国际形势估计不足，没有积极筹划海防，组建近代化军队，装备新式军舰，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不堪一击，很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没有实现固守疆土的夙愿。而当时的日本审时度势，积极努力，避免像中国那样沦为半殖民地，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遗憾的是近代的日本加入列强行列，把近代明治维新的成果作为资本侵略邻国特别是我们中国，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给我们中国人民造成无限的灾难和痛苦，甚至至今仍不思悔改。
（责任编辑　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