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述评中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中“自治”与“他治”述评

摘 要： 纵观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管理，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自治”，即学生自治；另一是“他治”，即学校对于学生的规束。“民国”教育方针的重新厘定和早期出国人士的“海归回游”等导致了学生自治的普及，但实际操作中学生自治存在着法律松弛，难以管理和界限不明，干预校政等问题，因此在自治同时也要实施能明确学生自治限度，具有严格的日常管理和严格教学管理的“他治”，体用一致，二者不可或缺。
关键词： 中国近代；高校；学生自治；“他治”；学生管理
1673-8381（2013）02-0116-09
中国近代高校伴随着教育宗旨的重新厘定，早期出洋留学一代的“海龟回游”，杜威访华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促成与推动了学生自治成为20世纪初高校学生管理的一种“流行风潮”。套用张之洞的“体用说”，此时的学生管理的中心思想为学生自治，即通过学生自治来培养如梁启超早期所说的“新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1］。学生自治毕竟是个“舶来品”，在实际操作层面还存在着理解吸收与消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诸如界限不清，学潮不断，纪律松弛，学业难以为继等现实情况。基于此，“他治”的介入将有效地缓解以上诸问题，毕竟如胡金平教授所言，学生自治的本质在于社会自治能力的练习［2］。然而不管“他治”如何介入，对于20世纪初秉着“教育救国”的中国近代的教育家们而言，其目的始终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生自治，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学生自治与“他治”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套用张之洞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期间学生管理的主要特点，即“‘自治’为体，‘他治’为用”。

一、 “自治”萌芽的产生：学监制到“自治”的过渡

研究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自治，绕不开其脱胎的母体——晚清，它孕育了“自治”的萌芽。洋务运动期间，各洋务集团“废科举，兴学堂”，共建各类新式学堂三十几所［3］。不管是三十几所新式学堂还是后来维新运动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其学生管理基本还是实行学监制，由学监、舍监负责管理学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首所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京师大学堂“制学规，定章程”，但从《京师大学堂禁约》以及《京师大学堂条规》中不难发现，其学生管理基本还是沿袭了国子监的做法，采用强制、规束、禁锢等办法约束学生，几乎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更遑论学生自治。
但是，晚清毕竟受到了西方思潮的浸染，与完全官设的京师大学堂不同，从盛宣怀创办的“半官助、半商助”的南洋公学上可初见学生自治的端倪。
南洋公学由盛宣怀在1896年10月31日奏请设立于上海，作为近代大学的雏形之一，南洋公学在“墨水瓶风波”之前，特聘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任监院，加强对学生的管理。1902年的“墨水瓶风波”促使南洋公学不得不对原有的学生管理方法作出调整。
事情的缘由为教习郭镇瀛上课时在课桌上发现一墨水瓶，误认为是学生伍正均故意所为，遂将伍正均开除，还将全班其他学生以“匿不告发”为罪名集体记大过，结果招致全班学生强烈反对，要求学校辞退郭镇瀛，恢复伍正均的学籍，虽经蔡元培的帮助，学生最终还是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于是200多人集体退学。“墨水瓶风波”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学生反抗学校专制管理的重要事件。
随后，盛宣怀在总结学生管理不善的教训时，改监院为斋务长，主要负责考验学生的学业与管理学生宿舍。同时，重视学生的自我管理，实行“导生制”，即由师范学院年长的学生管理其他院的学生，在学业、生活等方面加以规范和引导，颇有实效。
南洋公学的“墨水瓶风波”从侧面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风气的浸染，学校在学生管理上不管是主动抑或被动求变，过去强调绝对纪律与服从的学监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自治会上批评学监制有如下几个缺点：首先，易造成敌对意识，好事往往变坏事。其次，不尊重他人人格。学校应遵守的规则很简单，无外乎卫生、学业与品行，无须他人代庖。最后，不利于国民自治精神的培养。学生被治，将来出去办学校定要治人，流毒无穷［4］。总体而言，清末的学生管理主体还是以旧时管理方法为主，学生鲜有自主权，但已见学生自治的萌芽，为中国近代学生自治的普及、兴盛首开风气。

二、 “自治”为体：“自治”在中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普及与实施

(一) 学生自治普及的影响因素

1912年“民国”建立，彻底与封建帝制相告别，迎来了“与共和”的新时代。清末时代的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学生管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学生自治成为这一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流行风潮”，迅速普及开来。在分析学生自治何以成为“流行风潮”的缘由时，华东师范的博士生陈华认为主要有5股力量的推动：1919年的杜威来华事件、“五四”运动、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新青年”说以及20年代的公民教育运动［5］。陈华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是还有两个因素也不应该忽视，一个是“民国”教育方针的重新厘定，另一个是早期出国留学人士的“海归回游”。
1. “民国”教育方针的重新厘定。学生管理作为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教育宗旨与办学方针的引导。1912年2月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关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以备为即将举办的高等教育会做讨论的准备。文章批评了清季的“忠君”、“尚孔”等皇上钦定的教育宗旨，针对“共和时代”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培养“现代公民”的“五育并举”（军国义、实例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以及美育）的教育方针。同年7月10日全国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对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方案进行讨论，除去世界观教育没有得到多数赞同而没有通过外，其他4项基本通过，形成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并于9月公布实施。如蔡元培所阐释，这一方针所指的“道德教育”即由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亲爱”；“实利主义”包括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等应用主义学科；所谓“军国民教育”即为以自卫为主，融合强生健体的体育教育；所谓“美感教育”，即为以艺术、音乐为主的教育。然而，按照蔡元培的理解，这四育各有侧重，具体来讲军国民教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占40%，德育占20%，美感教育占25%，其中没有被通过的世界观教育占5%。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6］。当然，对于这样的量化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是总体来讲，这一教育方针与清末的教育方针有本质区别，基本思路是想通过德、智、体、美四方面的教育来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
宗旨既定，学生管理作为培养“现代国民”的重要途径，也必定随之改变，以与培养目标相适应。1919年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上撰文，谈及学生管理方法的转变，其中专门讨论学生自治，陶行知认为“学生自治是学生团结起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从学校方面说，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7］。紧接着，1920年中国教育界在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上确立了“学生自治纲要案”：共和国教育，应养成全国学生人人有共和国国民之资格。欲养成学生的共和国国民资格，必须让学生在学校中就开始过“自治”的生活，练习“公民自治”［8］。
可以这么说，教育宗旨的彻底改变，是学生管理方式得以改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学生自治能够风行的理论依据。
2. “海归回游”对于学生管理的影响。自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期留美生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出国的留学生约有4万多人。按照南开教授李喜所教授的研究，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大概可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洋务运动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末民初以及五四前后［9］34。各时期的留学人员所学专业以及所留学的国家各有侧重。就所学内容而言，早先有严格的规定，主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注重“技”的层面，越往后越侧重国家制度的学习，诸如留法则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传播了马列主义，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做出了贡献。就留学国家而言，主要有3个“方向”，分别是：留日、留美与留法。但是对于国内大学制度的建立、学科分类甚至学生管理具有重要影响的当属留美生。
自容闳率先走出国门留学美国至“民国”结束，留美学生总共为15 000人［10］。自20世纪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建议本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遣派留学生之用，留美（或自费或公费）便成为一股不小的热潮。“海归回游”主要是指留美归国人员。
这些留美归国人员，相当多的进入高教机构。1917与1918年分别有人对留美归国人员的职业做过统计，发现教育在其职业选择中占了很重要的比重。1917年归国的留美生有344人，其中从事教育的有130人［9］307。1918年，有人对95名归国留美生的职业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49人为大学教员，占51.57%［11］。这些留美生，受旧时代教育影响较少，思维开阔，能够积极接受新的理念，加之青年有为，正值当年，对“教育救国”抱有极大的热情，从事教育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这部分留美学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在大学里主政。据谢长法统计，30年代前后，由留美生任大学校长的达50多人，几乎占当时所有大学校长的80%［12］。
基于此，学生管理方式必定受到留美生的影响。留美生对于学生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留学期间耳濡目染地受西方学生管理方式的浸染，归国后以其言行影响或推动学生管理的自治化。张伯苓就说过：“自由精神、独立精神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我们要取法的（只）是他们的方法和民治精神的使用”［10］。加之高校主政的大多为留美生，在学生管理上更具“发言权”，使得学生自治的推行更容易。二是通过成立各类教育团体来推动学生管理中的学生自治。比如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学生自治案》，该案称各学校就必须实施学生自治，学生自治可以发展青年天赋，能养成其互助的习惯［13］。
当然，社会对于留美生也有批评，诸如1919年在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教育厅长虞和钦介绍美国谭唐先生的演说，针砭留美学生仅仅带回物质文明做自了汉，而不带回美国精神文明［14］。不管如何，总体来看，留美生对于学生管理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杜威来华，更是让这种影响达到了。杜威访华期间谈到“自治”以及学生自治的文章有《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共和国之精神》、《平义与教育》、《自动与自治》、《学生会的宗旨与办法》等。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由日本抵达中国，由其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负责接待，随后即发生了“五四”运动，推动着杜威关于学生自治的思想的传播。

(二) 学生自治在高校管理中的普及与实施

对于学生自治起于何年、何校，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一说，学生自治始于“五四”运动。比如1934年林砺儒在《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月刊》上发表《关于自治》一文，文中说到中国各校学生自治开始于“民国”八年，即“五四”之年；一说，学生自治在“五四”之年之前。南开大学教授李喜所在研究北洋大学的学生社团时强调，1917年北洋大学即成立了学生会（后来教育部统一将学生会改名为自治会）。尽管清华大学的学生会在北京成立最早，也较北洋大学晚两年［15］。综合这两种说法，可知学生自治并非晴空霹雳出来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五四”运动恰好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使得学生自治迅速地在全国普及以及实施。
学生自治在高校普及，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就是：学生自治成为教育家们乐于发表演讲的话题。
1919年蒋梦麟在北京高等师范成立纪念日上发表《学生自治》的演说，着重讲了3个方面：一是学生自治的精神；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三是学生自治存在的问题。勉励学生若“有了精神，知道了责任，又能平心静气来解决问题”，则“学生自治不会没有不发达的道理”［16］192194。随后于1920年9月蒋梦麟又在北京大学开学师生见面会上发表演说词，直面学生自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自”与“治”并用。这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之一。2. 严格的日常管理。基于对学生自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各高校在明确学生自治的界限之外，进一步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做了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严格的要求。
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经换过5任校长（严复、章士钊、马良、何鵴时、胡仁源），没有一位能够稳定学校混乱的形势。此时，地处皇城边上，北大多作为升官发财之处所，成为“禄利之途”、“要誉之地”，且师生冶游现象层出不穷。1917年蔡元培在其就职演讲中“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以求，则其造诣，容有底止”，“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欲日偷，道德沦丧……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三曰敬爱师友。“诸君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佳……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27］以上3点作为蔡元培“到校事视仅数日”对于学生（教师）所提的要求。此3点，今天看来，稀松平常，老生常谈，但在当时算是很严格的要求，不失为扭转学校风气的有力举措。
凡一学校有一学校之举措。相比于蔡元培之温文尔雅的“以三事为诸君告”，军人出身的张伯苓则显得更加果敢与雷厉风行：“鉴于民族精神颓废，个人习惯不良，欲力矫此弊，乃将饮酒、、冶游、吸烟、早婚等事，悬为厉禁。犯者退学，绝不宽假。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骋的儿子就因犯校规而被开除出校。在校门侧，悬一大镜，镜旁镌有镜箴，俾学生出入，知所儆戒。箴词为：‘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18］56另外从“香山会议”中的一二提议，管中窥豹，从中可以领略南开当年学生管理的具体措施：（1） 教员告假，由教务课通知训育课派人到讲室看学生自修；（2） 按照规章制度，每学期学生缺席逾四分之一即行降班（后改为三分之一）［18］1012。考试制度也非常严格。如有，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期终两门考试不及格，就得留级。
北大、南开对学生严格管理，清华也不例外。梅贻琦执掌校务期间，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发展“黄金期”，这期间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清华实行学分制与选课制，要求严格，淘汰率高。任职西南联大期间尤其加强学生管理，上课要点名，根据教务通则，学生一学期内无故旷课（包括体育）满16小时，给予警告处分；满20小时，给予训诫；训诫无效果，仍旷课满5小时，即令休学1年；一学期因任何事故于某学科缺科超过1/3者，不得参加该学科的期末考试，且成绩记为零［28］。
以上是近代深具代表性的高校对于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从学习态度、道德品行、师生关系、个人习惯、学业，甚至穿衣打扮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多有要求。事无巨细，范围甚广。虽院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其严格管理的宗旨未变。
3. 严格的教学管理。然而，大学的严格管理，除了涉及学校对于学生的严格要求之外，还牵涉教授在教学方面对于学生的严格要求。愈是认真、治学严谨的教授，对于学生的要求愈严格。以西南联大为例。
西南联大时期，因高校内迁，教授云集，其严格的表现各具特色，诸教授倘若有相同之处，则在于对待学生学业的态度。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联大）老师一般准备的很好，学生的作业很多……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个性差异与其态度认真、严格要求共同演绎了联大教授独特的风采。然而，虽如此，联大的学风也并非一直不错。费青（费孝通先生的令兄）就曾批评联大“松弛散漫”［29］。这批评，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大学的管理不应“松弛散漫”，自当严格要求。在关于联大教授的追忆当中，普遍的一个感触就是，师生之间如冯友兰所说，“打成一片”，也如陈平原所说“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诸教授虽严格要求，有的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形象（对女生亦不口下留情）”，其目的“惟精惟一”，即为新中国留下“读书的种子”，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努力。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高校对于“自治”以外的“他治”还是比较严格的。当一个人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到足以抵御外在干扰时，外部的干预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此时，严格的管理能够部分解决内心的游移与不在状态。因此，必要的相对严格的“他治”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 启示：体用一致，二者不可或缺

对于近代中国高校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习惯于描述、追忆其间高校的“历史意义”、“宏大叙事”，而忽略“历史意义”、“宏大叙事”背后的“细枝末节”，诸如高校日常工作中的“实际操作问题”——学生管理。学生管理“虽小道”则“必有可观者也”——于“细微处见其精神”。其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其核心的方法是引进学生自治。然而，学生自治对于刚刚从封建社会中走出来的国家而言毕竟是个新的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如果仅仅是经验缺乏导致问题的产生，也就没有鲁迅、柏杨等对于人性中阴暗面的抨击。所以，当人性中的阴暗面与学生自治这一新的尝试结合，必然会问题丛生。这时，“他治”的介入显得相当的必要和及时。然联系“民国”高等教育方针，对学生管理即可有这样一个清晰的认识：“自治为体，他治为用”，“他治”是为了更好地“自治”。
今天重新回顾我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学生自治与“他治”，有着现实意义，二者看似矛盾，实则缺一不可。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是实施“他治”不代表学生没有“自治”的空间，在学生可负责的范围之内，实施学生自治有着积极的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外各种思潮涌入国内校园，滋长了自由散漫的作风，对学生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大学如陈平原所说，早已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塔，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疑难杂症”［30］。希望回顾和重新解读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管理思想，能对当下的学生管理予以启发与借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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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双双）
A Review of “Autonomy” and “Governa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Modern times
JIN Guo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n overview of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modern times shows two noteworthy features， namely students＇ “autonomy” and the school＇s “governance” over its students. The re-clarific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return of the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ed to the popularity of autonomy. However， as autonomy entailed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laxity of law， difficulty in management， unclear demarca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administration， governance should also be executed to define the limits of autonomy and exercise strict routine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Key words： modern tim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s＇ autonomy； governance； management of stu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