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逆向生招考过程逆向选择风险怎样

摘要：目前我国高校中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达到帕累托均衡的状态，这是因为在现有的研究生招考制度中，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导师和研究生双方均存在逆向选择的风险。本文借用声誉模型对这种逆向选择做了细致的分析，并切实得出可以通过极培育和建立完备的导师队伍、建立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绩效评价、建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教学和科研信用体系、适度滞后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双选工作以及在培养过程中注重思想、文化和道德等非制度因素的约束作用，使得导师和研究生均有充足的积极性建立良好声誉，以规避研究生招考过程中极易出现的逆向选择风险。
关键词：研究生招考；风险；声誉模型；逆向选择
1674-9324（2012）12-0107-04
一个重复参与相同博弈的参与人可能会试图建立一个对于特定行为方式的声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参与人总是用相同的方式博弈，那么他的对手就会预测他在将来继续这样博弈，从而相应的调整他们的行为。针对此类不完全信息的博弈问题，声誉模型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量化分析手段，并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的战略决策、激励以及信用等各个领域。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吴育华和张庆民利用声誉模型讨论了工程项目供应链中的单期和多期委托——问题。孙霞和赵晓飞利用声誉机制的约束和识别能力探讨了销售渠道联盟中的稳定性[3]。戚桂清和杨锡怀针对战略合作伙伴的静态和动态分别提出了筛选和合作契约模型[4]。李富强和王立勇对内部控制中的串通舞弊现象进行了基于声誉模型的控制和约束研究[5]。高山通过构建企业经营源于：毕业论文www.618jyw.com
者的声誉模型，探讨了声誉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效应，以及声誉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6]。刘海洋和周明月利用两阶段声誉模型对控制假冒伪劣现象进行了探讨[7]。而本文则拟运用声誉模型对研究生招考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从管理学的角度探寻招考中非全局优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并寻求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是我国学位教育中的最高层面，也是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之一，更是提高我国整体学术水平至关重要的环节。导师负责制是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制度，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具体体现，故此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责任被界定为“对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8]”。可见导师是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核心，而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确定是该体系能否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保障。在我国目前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中，一般采用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但由于存在着客观上的信息不对称，研究生很难完全了解导师的实力情况，而所有的导师在招生过程中提供自己的公开信息时，则有可能会隐藏不利于自己的真实信息。同理，在招生过程中，导师也只能通过档案材料、考试成绩和面试表现对研究生的性格个性、理论基础和业务潜质等做出主观判断，而无法获取与事实相吻合的信息。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培养高等级人才的初衷大相径庭，其根源就在于无论是导师还是研究生都有不提供真实信息甚至是提供虚假信息的动机。也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无法达到帕累托均衡状态。

一、研究生招考过程的声誉模型

为了避免这种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从导师和研究生双方都可能存在的逆向选择的风险，可以考虑借鉴KMRW声誉理论进行相关分析。在文章的下述分析中，将以导师和研究生作为博弈的双方。
1.模型的基本假设。假设一：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导师和研究生对各自所提供的公开信息均有两种可选策略：一种是斯坦克伯格（Stackelberg）类型，分别以gT=0和gp=0来表示，选择这种策略的导师和研究生均属于合作型，即不会在招生过程中隐藏真实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另一类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的代表，分别以gT=1和gT=1表示，选择这种策略的导师和研究生则有可能在招生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或隐匿不利于己的信息。假设二：博弈方的策略类型属于私人信息，不对他人公开。博弈方只能通过监督评价来推断其所选择的策略类型。假设三：博弈方均可采用“冷酷战略”，即只要发现对方在招考过程中未提供真实信息，即会在研究生入学直至毕业这一较长的时间段内采用不合作态度。
2.模型设定与分析。设CT和CP分别为研究生导师和考生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等不合作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函数，显然有0≤CT≤1和0≤Cp≤1。CT→P和CP→T分别为研究生导师预期考生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的机率和考生预期研究生导师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的机率，代表研究生招考博弈方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亦有0≤CT→P≤1和0≤CP→T≤1。假定研究生导师和考生在研究生招考过程中的单阶段效用函数分别为：
UT=-■CT2+gT（CT-CP→T） （1）
UP=-■CP2+gP（CP-CT→P）？摇 （2）
由（1）式可得：若gT=0，UT可写作UT=-■CT2，此时只有取CT=0，方可使其效用最大化，这与斯坦克伯格类型的研究生导师行为相符；若gT=1，则UT=CT-■CT2-CP→T。此处作为一名理性的研究生导师，明白研究生招考对其而言将是一个多次循环的重复博弈，任何对其学术名声的伤害都将必定对其后期的科研和招生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获取其长期的最大效用，理性的导师可能是在博弈的最后一个阶段之前一直采取合作的策略，且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CP→T则随之减少。因此只要CP→T充分地小，且有0≤CT≤1，就有可能保证UT=CT-■CT2-CP→T≥0。同理对（2）式分析可得若gp=0，则UP=-■CP2，需取CP=0，才能使其效用最大化；若gp=1，则此刻需CT→P充分地小，方可保证UP≥0。通过对式（1）和（2）的分析，无论是研究生导师还是考生在招考过程中均存在两种类型的行为偏好，这符合前述假设。针对于gT和gp等于0的情况，其分析过程简单明晰，对应的博弈方均属于斯塔克伯格类型。而对于gT=1和gp=1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在一次性招生过程，即单阶段博弈中，分别针对式（1）和（2）求各自一阶条件为：■=gT-CT=0和■=gp-Cp=0，即CT*=gT=1与CP*=gP=1。也就是说在一次性招生过程中，无论是研究生导师还是研究生的最优选择均是没有必要合作，即“说真话”不是各自的最佳策略。若此种招生博弈重复N次，令yT和yp为在第n，（n∈N）次博弈中研究生导师和考生依然选择合作并“说真话”的概率，yT→P和yP→T分别为研究生导师和考生认为对方选择维持合作提供真实信息的概率。如果在阶段研究生导师没有观测到考生隐匿真实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话，那么根据贝叶斯法则[4]，在n+1阶段研究生导师认为考生属于合作类型，即斯塔克伯格类型的后验概率为：
Pn+1（gT=0|CTn=0）
=■
=■≥Pn（3）
如果在t阶段研究生导师观测到考生提供虚假信息，那么根据贝叶斯法则[4]，在n+1阶段研究生导师认为考生是斯坦克伯格类型的后验概率为：
Pn+1（gT=0|CTn=1）
=■
=■=0（4）
由式（3）分析可知，如果yT→P<1，其严格不等式成立；若yT→P=1，则等式成立，即如果考生n在阶段提供真实信息，则研究生导师认为之后考生依然会说真话的概率将增大。从式（4）知，如果考生选择提供虚假信息，则研究生导师认为考生不是斯塔克伯格类型即合作类型，依照假设三，研究生导师将不选择与之合作，该生极有可能不被录取，或录取后在培养过程中遭遇极大的困难。这就是即使是非合作类的研究生也有积极性说真话的原因。下面进一步考虑研究生培养的最后阶段。在N阶段（即最后阶段），研究生没有继续维持合作说真话的声誉的必要，其最优选择是Cp=gp=1，导师预期研究生提供虚假信息的概率为CN■=1-PN。研究生的效用为：U■=-■CP■2+gp（C■-CN■■）=-■+[1-（1-PN）]=PN-■（5）
由于■=1>0，即研究生在培养过程最后阶段的效用是其声誉的增函数，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其导师越是认为该生为斯塔克伯格类型，该生在最后阶段的效用也就越大。反而言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研究生往往在最后阶段置以往的好声誉于不顾，选择隐匿真是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再来分析导师在N-1阶段的策略，若研究生在N-1阶段之前没有提供过任何虚假信息，则由式（4）可知：PN-1>0。导师认为研究生提供虚假信息的概率为：CT→P■■=C*T■■×（1-PN-1）×（1-xT→P■■）=1×（1-PN-1）×（1-xT→P■■）（6）
其中，C*T■是导师在N-1阶段最大的不合作概率，（1-PN-1）为导师在N-1阶段维持投机行为类型的概率，（1-xT→P■■）为导师认为研究生有可能提供虚假信息的概率。设δ为研究生的贴现因子，表示一个投机型研究生伪装成一个合作型的耐心程度。为简单起见，此处分析仅考虑纯战略，即y■={0，1}的情况。若投机型研究生在N-1阶段提供了虚假信息，即y■=0，C■=1，则PN=0。此刻研究生的总效用应为：U■（gp=1）+δUP■（gp=1）=-■C2■+（C■-CT→P■）+δ[-■C2■+（CP■-CT→P■）]=-■+1-CT→P■-■δ=■-CT→P■-■δ （7）
若投机型研究生在N-1阶段选择提供真实信息，即y■=1，CP■=0。则研究生的总效用为：
U■（gp=0）+δUP■（gp=0）=-■C2■+（C■-C■）+δ[-■C2■+（CP■-C■）]=-CT→P■+δP■-■ （8）
可见若下列条件满足，则研源于：论文格式排版www.618jyw.com
究生将选择不提供虚假信息：-CT→P■+δP■-■≥■-CT→P■-■δ（9）
即P■≥■（10）
由于在均衡情况下，导师的预期X■等于研究生的选择y■，则有X■=y■=1，这时再由式（4）可知PN-1=PN，则式（10）变为：PN-1≥■（11）
可见如果导师在N-1阶段认为研究生是斯塔克伯格类型的概率不小于■，研究生选择合作“说真话”优于不合作。也就是说，研究生的声誉越好，其维持声誉的积极性越高。因而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战略是：只要δ足够大，投机型的研究生在n∈（0，N-1）阶段均选择合作，在第N阶段选择不合作。可见对于投机类型的研究生而言，出于理性的考虑，在报考阶段也有足够的动机提供真实信息，且如果其想谋取最大的长期效用，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从报考直至毕业前的最后一阶段均选择合作策略。

二、模型解析与运用

1.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针对研究生招考制度，使声誉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为：①导师和研究生双方对长期利益的重视，相应地其建立良好声誉的积极性就越大，也就越不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②通畅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的有效传递速度越快，则越容易突破信息不对称的束缚，导师和研究生双方就会越在乎其声誉的好坏。在这里信息成为了约束双方行为的有效工具。③在研究生的招考过程中导师和研究生均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对另外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使博弈中双方均处于对长期利益的期待而不敢贸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
2.利用声誉机制防范逆向选择风险的路径选择。从上述研究生招考过程中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来看，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防范任一方的逆向选择：①注重完善导师培养制度，建立健全完备的导师队伍。应当注重从政策引导、培养足够的导师团队，使得导师之间能有充分竞争的存在空间。②注重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绩效评价。通过这种绩效评价，特别是后评价，可以及时观测到导师的行为选择。若导师的机会主义行为不能被及时发现，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的惩罚，声誉机制也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③建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科研和教学信用体系。依据我国目前的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导师将全部经历过研究生学习阶段。只有建立了这样的信用体系，才能使导师和研究生双方均在乎其声誉之好坏。因此，通过建立科研和教学的信用体系，将导师和研究生的信誉档案纳入有效的管理范畴，使得原本隐蔽的私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则必然有利于各自对对方信息的甄别，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逆向选择。④增大双方的贴现因子，将导师和研究生的双选工作放至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年执行。首先，研究生的第一年多在攻读各门专业课和修学分，尚未完全进入研究工作状态。如果能在第一年使所有的导师均给所有的研究生上过专业课或做过学术报告，通过这种学术接触与交流必然会使导师和研究生双方之间建立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⑤将研究生引入到培养过程管理的各个环节，将招考直至毕业和学位授予的整个过程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使研究生对培养过程有详尽的了解。合理安排高年级研究生参与研究生事务的处理工作。⑥我国教育中长期规划中指出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问题。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必须要重视思想、文化和道德等各种非制度因素对研究生的约束作用。而要克服每个人的机会主义本能，就必须对这种本能所表现的行为进行道德谴责和社会鄙视，使其不敢再有实施机会主义的念头。
三、结论
在当前的研究生管理制度中，为教育部门和招生单位的方便相对考虑过多，而为保护研究生的利益考虑不够。导师应当高瞻远瞩，善于为迷茫的学生指明研究方向，要有洞察力，善于剔精择要，为学生指引有效的科研目标，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我国所实施的研究生招考制度在实践中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可能出现导师和研究生为寻求短期目的而说传递虚假信息或隐匿真实信息的逆向选择风险。而声誉模型被证明是一种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导师和研究生均有充足的积极性建立良好声誉，以规避研究生招考过程中极易出现的逆向选择风险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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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霞，赵晓飞.基于KMRW声誉模型的渠道联盟稳定性研究[J].科研管理，2009，（06）：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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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关峻（1967-），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教学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