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移植移植与融合：我国近代制度变迁方式选择学年

收稿日期：2012-03-15
作者简介：吴立保，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姜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硕士研究生。（南京/210044）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江苏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课题“知识精英的文化选择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思想发展脉络研究”（课题编号11ZD019）的成果之一。
摘 要：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大学，移植与借鉴西方大学制度是必然的选择。我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移植日本、借鉴德国和模仿美国的制度变迁。在对异域文化的吸收与排斥，与其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我国近代大学通过本土化改造，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制度。
关键词： 大学制度；模式；近代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遗产是大学制度的建立。到了19世纪，欧洲大学制度随着帝国主义和殖义的扩张扎根于世界各国。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教授将其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诚然，从大学制度和组织形式来看，世界各地的大学制度出现了某种形式的“趋同”，但这种“趋同”是否就是欧洲大学的凯旋，还值得商榷。许美德教授自己也承认，这种“凯旋”还存在着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最不发达的非洲，英国在向其殖民地移植大学模式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非洲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大学制度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思想影响，既要获得西方科学和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时又要竭力维护本国文化知识传统，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中国近代大学制度从产生之时起，虽然不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但无论是从大学制度制定的主体，还是大学制度内容的变革，一直在进行着本土化的努力，通过移植与改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制度模式。

一、移植日本：我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创立

京师大学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因此，它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开始。在学制方面，由于中国新式学堂较少，不能像西方那样由中学堂选拔大学堂学生，因而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京师大学堂实际上包含着整个近代学制系统，并孕育着近代大学制度。京师大学堂管理制度的创立是模仿日本的结果。许美德教授指出：“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在整个教育体制中占据着最高的统治地位，它实际是扮演着教育部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京师大学堂是仿照日本的大学而建的。”[3] 1902年张百熙重新筹办京师大学堂制定的“壬寅学制”，在京师大学堂设立预备科，才是“我国大学教育的真正发轫”，“我国的大学教育从此渐入正轨了”。[4]但因种种原因，该学制并没有在实际上得到贯彻。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制订的“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中国近代大学制度也由此得以创立。从京师大学堂章程到“癸卯学制”的制定，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形成过程和内容主要是移植日本模式。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是移植日本的产物。康有为记京师大学堂章程起草的经过时说：“命卓如草稿，酌英美日之制为之，甚周密。”[5]但实际上，梁启超只是移植了日本的制度，而非英美。据罗惇融说：“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草章程八十余事，乃据上之。”[6]后期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模仿日本明治后期（指1895-1892年）尤其是1900年前后推行的学制，是以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的日本学制（男子）为参照系。[7]其中“癸卯学制”比“壬寅学制”更接近日本学校系统，只是在名称上作了改变。日本学制中高等学校专门化的变化，在壬寅、癸卯学制中得到了反映。“壬寅学制”称：“高等学堂之设，使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再行送入大学堂肄业。”[8]癸卯学制也规定：“设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9]日本学者阿部洋指出，在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中国开始了全国范围内以日本为楷模的教育改革。[10]

二、借鉴德国：我国近代大学制度的调适

日本大学制度的根源是对欧洲大学制度的模仿与改造。辛亥革命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留学动向从日本转向欧洲，欧洲大陆的大学制度被引进到国内。为了适应政体变革的需要，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壬子·癸丑学制”便应运而生。该学制借鉴了德国大学制度，对清末移植日本学制的做法进行了修正，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壬子·癸丑学制”中大学教育阶段仍然包括3年制的大学预科、3至4年的分科大学和研究性质的大学院。“壬子·癸丑学制”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它明确了大学在学校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它各级各类学校的关系。此后，民初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专门学校令》（1912年）、《大学令》（1912年）、《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1912年）、《大学规程》（1913年）、《私立大学规程》（1913年）、《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1913年）等一系列规制，对大学制度进行调整。对大学制度的改造主要体现在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订并经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中，这成为建立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经典文本之一。《大学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之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源于：本科www.618jyw.com
的宗旨，并明确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质奠定了“教授治校”制度。《大学令》是建立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正式文本，它所建构的国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大学的功能、性质与使命，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壬子·癸丑学制”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和传播欧洲国家的教育新理念和新思想。其在观念上提出师法日本不如直接学习德、法，因为日本的教育也是学习借鉴德、法的结果。在大学制度上，蔡元培在制订“壬子·癸丑学制”时，有意识地引进德国模式。作为学制的主要负责人，蔡元培明确提出：“德国各大学，或国立、或市立，而其行政权集中于大学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大学法官、各科学长与一部分教授组成之。校长及学长，由评议会选举，一年一任。”[11]在大学体制的具体规定上，取消清末高等学堂，改设大学预科；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等等。这些改革都反映出对欧洲大学制度的借鉴。源于：论文www.618jy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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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制度的本土化探索成为引领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理念治理北大，在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制度，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学制度改革。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推行“土货化”的办学方针，推动了南开大学的本土化发展。梅贻琦将教授治校制度在清华办学实践中贯彻落实，使清华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转而成为追求学术自由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大学。郭秉文在东南大学进行大学制度改革，一度成为全国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的典范。一直独立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之外的教会大学也主动向国民政府备案，越来越中国化。西南联大外争，内树学术自由的精神更是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楷模。因此，通过对国外大学制度的借鉴与融合，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变革已由被动地接受外来的教育影响转向主动面向世界寻求自身变革之路，学术独立开始在中国现代大学土壤上孕育、扎根并蓬勃生长，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历经学术理念创新、学术组织创新、学术体制创新。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一种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立于其他活动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从观念到形成制度、从制度到实践使制度思想化的过程转变，从而使我国现代大学步入学术独立的殿堂。[32]
五、结语
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大学制度，移植与借鉴西方大学制度是必然的选择。在对异域文化的吸收与排斥，与其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一种是对先进文化精华的吸收，把现代化大学制度中的灵魂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植根于大学校长、大学员工与政府首脑的思想之中，这是良性的结果。另一种是对现代化大学制度的外形或结构的照搬照抄，即重组织结构功能，重制度的文字化，轻运作机制，重设备轻人才等等，这是一种变异或变种，是一种恶果。[33]借鉴、移植西方先进国家的大学教育制度，并使其成为我国大学教育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所用，这无论从理论上抑或从实践中，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如果这种模仿、移植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缺乏对中国教育历史的体认，缺乏对中国本土教育制度资源的利用和创新，就很难取得完全的成功。胡适曾说：“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国的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的自动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34]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完全摒弃，无疑使得体制外的教育空间和教育资源在制度设计上失去了依归，使现代教育制度的民族化、本土化失去了重要的可资利用的制度资源。因此，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移植与改造相结合，通过借鉴与融合的方式实现大学制度本土化，是促进大学发展的理性选摘自：论文查重站www.618jyw.com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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