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化

近代化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历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思想、社会生活。其核心是经济工业化、政治化。就中国来说近代化主要体现为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实现机器化生产，政治上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封建争取自由，文化思想上的与科学、自由与平等，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城市化。
按照史学界的一般观点，近代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原发型，指的是西欧（法国除外）和美国，主要是内部因素积累自发转变；另一种是传导型，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一类型，主要不是内部因素，而是对外部刺激的回应和学习。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划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所以，中国属于后一种即传导型近代化。这一点，我们能够以中国近代化的进展历程中得到印证。
经济上，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中的特权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同时，在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出现外商企业。中国的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和原料，获取了巨额利润，这刺激了当时中的一些地主和商人，摒弃了传统的买房置地的作法，开始投资近代企业，他们成为中国最初的资本家。
两次战争的战争失败，让清政府内部一些人看到了西方技术的先进，于是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中国向近代化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在上面陈述的两大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发挥的巨大的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经济上，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都和外来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对日赔款，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再加上西方列强扩大对华的资本输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进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前期随着驿站的爆发，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的春天”。“实业救国”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经济上的近代化为政治上的近代化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所以，纵观近代前期的中国经济领域近代化进程，它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掠夺是不可分割的。
政治方面。政治上的近代化得追溯到第二次战争时期。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为需要，清政府机构设立了“总理衙门”，总揽一切外交事务。请政府机构设置开始出现现代化元素。这便是中国政治迈向近代化的一个信号。
第二次战争后，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提出了与外国进行商战、开过会、设众议院等一系列体现近代资产主义政治文明的主张。政治文明又向前迈了一步。
甲午战争后，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强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依靠着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办不了一系列法令，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政治上的核心内容便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始引导人们认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行不通，有识之士开始探寻新的出路。它在中国政治近代化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推动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展。
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系统的确立、资本主义的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帝国主义阶段。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做出了一副革新的姿态，执行“新政”“预备立宪”，最终因为“皇族内阁”的丑闻而证明这仅是一个骗局，但也预示着中国政治已经迈向近代化这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911年，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作用的大事——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颁布了《临时约法》，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建立西方政治方式，具近代化里程碑作用。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历程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也是受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政府的刺激而做出的回应和学习。
思想上，更新思想、更新观念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首要条件。战争中中国的失败首先震醒了地主阶级。他们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第二次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为维系统治选择了支持洋务派。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以“自强”“求富”为旗帜进行了一场洋务运动。尽管失败，但却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随着向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中国思想界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不仅仅是体现在技术上，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太平天国时期，农民出身的洪仁轩在香港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写出了《资政新篇》。这是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在中国进展资本主义的最早案例。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涉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主张。
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加剧。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与顽固派展开了一场论战，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提出“三义”，在中国实行共和并建立共和国。这是资产阶级对西方启蒙思想不断学习的结果。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混乱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了“与科学”的口号，进行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思想路线。这些都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在面对现实做出的不懈追求与探讨。当然，这也是与西方国际的步步紧逼是分不开的。
社会生活方面，战争后，中国在社会生活及习俗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近代化转变。在衣、食、住、行、习俗等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洋布”“洋装”、西餐、欧式洋房、西式婚礼、火车、汽车、轮船、电报、电话等这些都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和中国向西方学习而传入的。这对于推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近代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不断的深入和内容的丰富。
纵观近代前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每迈出一步，都和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证明了中国的近代化是属于传导型的。
以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看，近代前期中国的各个阶级都进行了探讨，但都失败了，这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所以要实现近代化首要的就是要争取民族独立，只有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具有本国特点的近代化。其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动社会近代化的首要条件。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顽固地阻挠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消除它的影响任重而道远。同样，要完全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也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