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辅导员大卫这1快乐哲学系司长司长插班生,刘道玉: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高教革新

高校革新一直是近年的热门话题，以南科大的大胆尝试，到人们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的议论，都使高校革新成为社会焦点。其实，著名教育家刘道玉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武汉大学大胆推行高教革新，一批优秀人才也在革新中脱颖而出，喻杉、“潘晓”讨论中的赵林、易中天、窦文涛等等。本文以大量翔实的调查采访，生动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那场革新，揭示出一位革新者经历的艰难与辉煌、痛苦与欢乐。
“我认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校长，不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该是属于社会的，他最大的贡献是除了向社会输送大批的优秀人才外，还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进展。”
——刘道玉在1982年英国上院一位议员访问武大时的回答
刘道玉进行革新的八年，一直想着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第一章 逆耳的忠言
1911年4月26日，由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2011年4月24日清华大学举办声势显赫的百年校庆。在如雪片般的祝辞与贺信中，清华大学收到了23年前被免职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一篇5000余言的信体长文，题为《清华，您好》。长文自称是“逆耳的忠言”，献给清华，劝其反思。
“忠言”有

五、大意摘录如下：

其一，陶行知先生85年前曾说：“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联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联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而我国现在的大学校长则多是“鱼和熊掌二者得兼”的双肩挑式，清华应当带头选拔真正的教育家当校长，以使其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即便有符合校长条件的院士和官员，也必须放弃学术探讨和政界事务，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原则。
其二，清华百岁校庆，引80年前清华20岁时陈寅恪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骄傲。上世纪中初，此精神思想确曾孕育出了海量大师翘楚，然而后来者有几？现实中的百例之一却是，清华教授陈丹青为了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理想，只能付出辞去教职离开清华的代价。
其三，一校拥重点学科49个，号称全国第一的就有38个之多，贪多求全，好大喜功，哪一个是世界一流？当代教育称最的美国大学则个性鲜明，诸如麻省理工学院以理工科，普林斯顿大学以数学和论述物理，哈佛大学以行政管理，耶鲁大学以法律，芝加哥大学以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以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如上等等，它们恰是以此名世，引领世界之潮流。过去国人尚知清华的建筑和水利，而今筑不见其高，水不见其泓，欲求一百，反而一个都没有特点了。
其四，20世纪初的清华国学探讨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治学严谨，境界高远。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谓，独上高楼，憔悴不悔，自甘寂寞于灯火阑珊处，“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韦伯）。然而今天……
其五，与经济挂钩，与企业联营，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已渐显端倪。倘如此说，百年清华本是期颐寿翁，现在却将走上的末路，不亦悲乎？
长文的最后写道：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理由。
但是，以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以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以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在遥远的南方，春天比北京来得更早一些的珞珈山上，一位身患21种疾病的78岁老人，用他左脑丘梗死后写字颤抖的手，将这份异样的祝辞和贺信以电脑网络发给了他曾寄予很高期望的清华大学。
然后他回想起了自己，想起清晰如昨日的30年前，他更热爱的另一所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的校园。
第二章 引进学分制
1977年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上，当时的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第一次听说西方国家有学分制这一新鲜名词，就向教育部党委提出倡议，要把这项制度引入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以便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减少十年浩劫为国家带来的损失。这条倡议受到教育部党委的重视，被写进1878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纪要》之中。
他想能否在他的母校，他曾就学和任教的武汉大学率先搞一个学分制呢？
其实，全国恢复高考以后，当时尚在世的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和副校长高尚荫一起到北京开会。刘道玉以近水楼台的优越，向来自母校的二位同仁透露了消息，说是教育部已同意在某些大学试行学分制，倡议武大不妨也试一试。可是武大并没有试。
学分制（The Credit System）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一些大学率先试行选科制，1914年由哈佛大学正式开始，是一种以学时(Credit Hour)作为计算学生学习的量化单位，并以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结业的教学管理制度。具体的做法为两个凡是：凡是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每周上课1学时，修满一学期并经过考试合格者，可以获得一个学分；凡是不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如实验、实习、专题讲座等，每周上课2～3个学时，修满一学期者，可以获得一个学分。四年制的本科生，总共修满120个学分者，就能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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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苦恼的大学生也想到乔太守，也想到鸳鸯谱。不过还有一样刘道玉没想到——砧板上挨宰的兔子！这就不仅是苦恼，而简直是痛苦了！以生物系的大学生能作出如此形象的比喻，就能证明这只兔子有着文学的才华，是能实现作家梦的。受了这个比喻的感染，刘道玉的心也疼了一下，觉得被割的岂止是他的学生，他这个十指连心的校长何尝不是一样难受呢？
他批准了，把这只兔子以生物系的手术刀下解救出来，放生到活泼浪漫的中文系。生物系的田贞见以此消失，凤凰涅槃为中文系的田天，继而变成一位创作出版了十多部作品的小说家。
一只理科的兔子跳到了文科，另一只文科的兔子也想跳到理科，姓徐，叫徐传毅，中文系1977级的，当年是徐迟笔下陈景润的追随者，大学录取时竟让他追随了诗人徐迟。又一个乔太守，又一个鸳鸯谱，数学爱好者要求转到数学系，像陈景润一样猜想哥德巴赫的1+1。
他也批准了，把这只兔子以形似枷锁的方块字里解救出来，放生到行云流水的阿拉伯数学符号中去。徐传毅转学到数学系，数学成绩比数学系的学生还要好。毕业后考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探讨生，别人用五年时间才能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他用五年时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运用数学，一个是物理学。这还没完，双博士一毕业，立即被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
珞珈山上的兔子们欢呼雀跃，称转学制为武汉大学的解放运动。岂止武大本校，国内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武汉医学院等等院校心怀异志的优秀学子，也有很多改换门庭，来到久已向往的珞珈山上。
兔子们的案例不仅不胜枚举，而且一波三折。武大198学生鲁成文，读小学的时候常常为《包公案》中的故事所激动；读中学的时候常常对《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故事所激动；读大学，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时候，更加让他激动的却是专门为法律系学生开的选修课《刑事侦查学》。消息传回遥远的家里，家里人也很激动，以为这个孩子将来要做当代的包公，中国的福尔摩斯。
但是，他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激动起来，每天夹着一个本子跑到历史系去听《二战史专题》。同时还以图书馆里把苏联人写的12卷本的《卫国战争史》一本一本借来，以头到尾看了个遍，不仅通晓了斯大林与希特勒英勇战斗的全过程，而且还知道了以前的库图佐夫是如何打败拿破仑的。消息再一次传回家里，家里人更加激动了，以为这个孩子最终目标是做一个军事科学家，或者索性参军，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一个元帅的参谋长也是好的。
又一个但是，武大图书馆学系毕业生鲁成文没有成为以上种种角色。很多年后，老校长刘道玉收到一部书稿，请他作序，书稿的作者是鲁成文，书稿的名字是《激动，为什么激动》，书稿的内容是谈古典音乐。书稿的前面有一个说明，这本书为什么要请既非音乐学院的校长，又不是伟大走红的音乐家，甚至在学生毕业的联欢会上唱歌都五音不建全的化学家作序呢？因为您的校长时代允许学生选修各种课程、产生各种兴趣、具备各种素养，而在那人生最好的四年，作者选修法律系《刑事侦查学》和历史系《二战史专题》的同时，也常常到毗邻的武汉音乐学院去选修音乐方面的课程，常常为世上有如此美妙的声音激动不已。
刘道玉回忆起了这个思若大海，行若天马的学生，总是那么好奇，总是那么激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之前曾与一名聪明的同学来到自己家里，谈起他们在假期如何开展社会实践的奇思妙想。毕业以后，又与另外几名胆大的同学去了广东，试办一所许多人不敢涉足的经济信息服务机构。然后就流星一般隐没，被他的同学们戏称为人间蒸发。不承想突然之间，他却带着天籁重返人间。
第四章 取消政治辅导员制
中国当代大学的政治辅导员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防止青年一代的和平演变，清华大学率先创立了政治辅导员制，规定每100名大学生配备一名政治辅导员。这种制度迅速普及到全国各所大学，成为时期有别于世界各国大学教育的政治制度。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他们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实际上，是领导和管理学校的工军宣队代表取代了校内的政治辅导员。“”结束，随着工农兵学员退出大学，取而代之的是恢复高考之后经过正式考试进入大学的学生，大学重新安排政治上过得硬的人来担任政治辅导员。与老资格的工军宣队的代表相比，这些人都年纪轻轻，与高年级的大学生相差不多，往往也不过是大学刚刚毕业，是大学生的学兄和学姐，大学毕业一时没有更好的去处，留校担任两年政治辅导员后，学校要么保送他们读探讨生，要么把他们转为正式的行政干部。
然而，政治辅导员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刚进大学的一年级新生接受记者的采访，抓着头皮想了很久才说：“导个什么哟，实在要说导，顶多算是我们第一次上食堂的向导，他们毕竟在这个食堂里吃了四年饭，轻车熟路。”政治辅导员的工资远远低于学校正式行政干部，与讲师教授更不可比，他们的家境一般又不很富裕。本人既然大学毕业，不仅不能再向父母伸手，反而还要寄些钱给家里。有时拮据起来，甚至向被辅导的大学生借饭菜票，辅导员忘了还，大学生也不好要，双边联系由此疏远。
大学生对政治辅导员的不屑、反感以至害怕，更多的理由却是他们把工作重心放在监督男女大学生的接触上，一旦发现风吹草动，或者道听途说了一些消息，表面上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暗地里立刻报告系里，以证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不错。这种行为被昵称为打小报告。
1985年，教育部责成国内各所高校整肃学风，严厉学纪，对一些受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影响，考试成绩不好或政治体现欠佳的学生，不说开除，而称清退。武汉大学不得不随潮而动，教务处派人清理全校各系，查出两门或两门以上考试不及格，经过补考仍不及格的学生25名，按照别校的纪律和本校过去的规定，这25名学生无一例外都得退学。名单报到校长办公室，被刘道玉扣了下来，他对教务处副处长刘花元说：“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你去问一问他们的政治辅导员，对他们进行正确辅导过没有？开除他们，得先开除他们的政治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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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教师和学生中间，反响最强烈的是学分制和选修制，这两种崭新的教学制度忽如一夜春风，吹散了此前沿袭多年的“三中心论”，即以课堂教室为中心，以授课教师为中心，以课本教材为中心。一时间在珞珈山上，学生的自由和欣喜，教师的紧张和压力，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及时传到刘道玉的耳中，类似在大操场上向他状告学生中途退堂的老教授，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原本他们还寄希望于期末考试，特别是毕业考试的成绩要求，会逼使学生回到自己的课堂。但是自以规定可以选修更多的课程，修够学分就能毕业甚至提前毕业，学生就毫不在意这种潜在的威胁了。
更多的教师出于自尊，宁可把这些有失体面的事烂在心里也不说出来，只在暗中悬梁刺股，发愤努力，争取下节课讲得更精彩。学生们不仅能够选择老师，而且还能评价老师，用表情和肢体语言给老师打分，扬眉、点头、竖大拇指表示赞赏，咧嘴、摇首、伸小手指表示批评。他们喜欢数学系的路可见，中文系的易中天，新闻系的李敬一，哲学系的四大金刚——郭齐勇、邓晓芒、彭春富、赵林。刘道玉又发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这些被竖以大拇指的教师年纪很轻，资格很嫩，职称很低，学问很扎实，嘴皮子很厉害。想起解放初年武汉大学名扬海内的五老、八中、珞珈学派，他戏称他们为“珞珈五很”。
面对学生的挑战，经济系一位受过冲击的教师一番修炼，深信功夫已非昔日可比，也公然在课堂上应战道：“五年前有两个凡是被推翻了，现在我再提出两个凡是，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请同意我在课堂上的‘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但不允许迟到；允许睡觉，但不允许打鼾；允许看小说，但不允许说小话。凡是不同意我的‘三许三不许’者，请不要选修我的课程。”一言既出，重登讲台，课堂居然座无虚席，不仅没有出现“三不许”的事，连“三许”的事也没有了，学生为他的大胆宣言所吸引，反而迷上了他的智慧和幽默。
刘道玉由这位教师的“三许三不许”，想到了评判学生的“三好三不好”。以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学员占据大学的几年除外，中国的大、中、小学统统都以“三好”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的优秀与否，在自家的墙壁上用胶水或四颗图钉张贴有“三好”奖状的学生，可以受到父母、亲戚、邻居以及远近来客的刮目相看。
刘道玉认为，只有“一好”的标准肯定是不对的，总共“三好”的标准也肯定是不够的，孔子当年还要求学生具备礼、乐、射、御、书、数这多种本领，“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两千多年以后，却被空洞无物的一个“智”字全部替代了。学生只讲分数，不讲技能，高分低能的现象使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了单位，工作反而不如没有考上大学的同事。
而他最敬佩的大学校长蔡元培，1912年初出任教育总长订立的教育方针，就是“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蔡元培又正式提出“军国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这五育并举的主张。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认为两类五种教育不可偏废。这种世界观的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以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论述，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因此要“以美育代宗教”。
刘道玉想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情的变化，把两千年前孔子的“六艺”，70年前蔡元培的“五育”，30年来的“三好”，改成“德、智、技、群、体、美”六育，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之成为革新革新时代急切需要的实用人才。他准备写一篇文章，暂定名为《关于我国新的教育方针》，系统、全面、深刻地论述他提出的六育思想，同时在他领导的武汉大学进行尝试。
1983年金秋，法国、美国、奥地利、日本等国家的一批教授和专家应聘飞往珞珈山，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教学楼第二会议室接见了他们，向他们当面介绍借鉴西方大学的导师制，以及其他一些教育革新的制度，听得这些老外目瞪口呆，他们正是受刘道玉的招聘宣传而来。金发碧眼的大卫·佩里（Did Perty）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终身教授，受中美交换学者项目的派遣，前来武汉大学任教，为高年级大学生和探讨生主讲圣经、古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戏剧、英国文学、美国短篇小说等课程。
大卫·佩里以美国带来的教学策略很快受到中国学生的欢迎，经常有学生中途退出其他教授的课堂，转移到他的课堂上来。大卫·佩里为自己的荣誉充满得意，同时又为失去学生的中国同行感到沮丧。他找到刘道玉问：“校长先生，您鼓励学生以一个教师的课堂换到另一个教师的课堂，这样做，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教师不会弹劾您吗？”刘道玉说：“谢谢您的关心，截至目前只有向我告状的，还没有弹劾我的。当他们革新了教学策略，提高了讲课质量，像大卫·佩里教授上课那样教室里坐满学生的时候，我想他们还会感谢我的！”
大卫·佩里又问：“听说您管理的这所大学也像西方一样，对普通的大学生也实行了导师制，那么在实行导师制之前，是由谁来指导这些大学生的？”刘道玉如实地告诉他，是一种名叫政治辅导员的年轻工作者。大卫·佩里耸着肩说：“不明白，什么是政治辅导员？”刘道玉又如实地告诉他政治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和作用。大卫·佩里又摊开手说：“怎么还有这样的事，你们中国的大学是不是都这样？”刘道玉仍然如实地告诉他基本上都是。大卫·佩里久久地把他望着，最后眼里闪过一丝忧虑说：“那么校长先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这个人是竹筒里倒豆子，干干脆脆；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我想问您一件事，希望您像我一样坦白地回答我。”
刘道玉被这个外国人嘴里吐出来的话逗得哈哈大笑，笑够了说：“好哇，坦白以宽，抗拒以严，问吧，尽管问。”大卫·佩里说：“刚才这两句话没有什么深刻的意思，你们中国人还有两句话却是很有哲理的，一句叫出头的椽子先烂，一句叫打出头鸟。这是劝人规规矩矩，本本分分，不要做别人不做的出格事。而您做的那些事恰好都出格了，这样会不会被上司撤了您校长的职务？”刘道玉说：“您这个大卫·佩里先生真了不起，还会说出这么多地道的中国语言！您引用得非常准确，这说明您懂得了这两句话富含的哲理。您想啊，好好的东西要么烂掉了，要么了，这是说先行者的命运都是悲惨的！可是您如果懂得了出头的椽子和出头的鸟它们为什么要出头，您就不会为我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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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佩里问：“它们为什么要出头？”刘道玉说：“这要以中国传统的建筑说起，中国民间的房子过去一般都是用土坯筑的墙体，用瓦片做的房顶，墙体上的瓦片是用一根根椽子和檩子托举起来的。为了掩护墙体在下雨天不被淋湿，房顶的瓦片得伸出墙外一部分，而前提是支撑它的椽子也要相应地伸出墙外。这样一来，下面的墙体淋不着雨了，上面的瓦片又淋不进雨，只有用树木锯成的椽子伸出头来之后，被雨淋湿往往就会先烂。不过，如果每一根椽子都不出这个头，瓦片由谁个来支撑？墙体由谁个来掩护呢？”大卫·佩里点头说：“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在这之前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听您这一讲，我连所以然也知道了。那么打出头鸟也有什么典故吗？”
刘道玉笑道：“我们只说这句话的本意吧，这句话的本意是说，狡猾的猎人来到一片水鸟的栖息地，他不会盲目地开射击，而是发现哪一只先冒出头来，就瞄准射击哪一只。不过我这只出头鸟是长着九个头的，我生在古代的楚国，现在的湖北，古人说‘惟楚有材’，今人又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意思都是湖北人聪明智慧，像传说中长着九个脑袋的神鸟一样。所以我更敢出头了，万一中弹，丢了一个脑袋还有八个脑袋！”
第六章 珞珈山上的这一代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一场名叫“清理精神污染”的全民行动，国内各大都市以至城镇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各条各款的清规戒律自上而下，约束着追求时髦的青春期男女。不许蓄长发，不许留胡子，不许穿紧身衣，不许穿喇叭裤，不许穿解放服、中山服、工作服、大众服以外所有的所谓“奇装异服”。当然，更不允许跳舞、拥抱、亲吻、恋爱，年轻人的娱乐、联谊、集会活动，都成了某些组织关注、审查、禁止的项目。曾经有过“”战斗经验的政工干部右臂重新戴上了红袖章，表情严肃，目光机警，手持剪刀、电筒、相机一类低科技工具潜伏在人们上班经过的路口，下班可去的公园，黄昏以后的树下，夜色之中的草丛，一旦发现目标就扑将过去，剪掉他们超过尺寸的头发和裤筒，拍下他们越出友谊的姿势和动作。
武汉大学保卫科的人员也跃跃欲试，成功地擒获了几名穿着时尚且谈恋爱的大学生，把作案者的名字和事迹报到学校，怀着立功受奖的期望，请示校长记过还是警告。刘道玉问：“武大有多少只猴子？”保卫科的人员蒙了：“不是猴子，是人。”刘道玉说：“我问的也是人，可是都被你们当成猴子了，要杀鸡吓猴，所以我让你们先统计一下珞珈山上的猴子总数，做到知彼知己呀。”保卫科的人员还不明白校长的意思，刘道玉就明确地说道：“你们是保卫学校、保卫学生的工作人员，工作重心应该在保卫上，怎么老把眼睛盯着学生的衣服呢？”
这年秋天，他应邀去美国犹他州参加国际合成金属与技术学术会议，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一名女大学生哭着跑来向他告别，说系党总支部书记批评她，门门功课只考了60分，都是谈恋爱给谈的，要让全系师生对她进行帮助。女大学生说她名叫于洁，她要坐车到长江大桥上去，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她就跳进长江去洗清自己的冤枉吧！梦中的他赶紧表态，说去问一问她们的系总支部书记，名叫于洁的女生已经飞身而逝，他蓦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直到飞机降落在一座名叫“雪鸟”的小城，他还觉得自己这个梦看似荒唐，其实是有现实根据的。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浅析认为，“梦是人的愿望之达成”，他却觉得恰恰相反，太平洋上空的这个白日梦，完全是他临行前的忧思。于洁或许是自己梦中虚构的女大学生，或许是把记忆中的某个人物进行了下意识的嫁接，然而她的委屈、痛苦和绝望，却一定是某些大学生的心理真实。回国以后，他竟在各系打听有没有一个叫于洁的，又调查有没有因为恋爱和低分而受到美其名曰“帮助”，实际就是公开批判的事。前者没有，后者幸好没有，他放心了，但又不能太放心，眼前晃动着的红袖章和手电筒，总让他的心不能彻底放下。
对于这场遭到学生抵制的运动，他几乎是反其道而行之，鼓励他们跳舞，联谊，服装展示，参加模特儿表演和比赛，自己担当嘉宾和评委。四月樱花开放的时节，他还赞成漂亮的女大学生们手举花纸伞，身穿异国服饰，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影。他对大学生说：“学校不强迫你们参加自己不喜欢的社团组织，但是每一个学生必须至少参加一个自己有兴趣的社团。如果没有，你们就自己去创办一个。参加学术社团的目的，是拓展你们的知识面，增强你们的活动能力，这对你们未来走上社会工作是有益的，学校应该把这项活动纳入你们学业考核的内容。”
成立什么组织他都支持，什么组织邀请他都参加。有一天，历史系一名同学找到他：“校长，我们想成立一个‘纳粹主义探讨会’……”只有这次，他稍微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笑了：“好哇，说说你们的探讨纲领！”“纳粹主义探讨会”的发起人说：“请校长相信，我们决不是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崇拜者，而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了探讨希特勒是如何地利用纳粹主义，鼓吹和发动了第二次世英语论文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空前的灾难，以而避开历史的重演，因为我们是学历史的……”他说：“好吧，我批准，倡议你们打着我的旗号向校宣传部申请，放一部反映二战的影片。”
《这一代》，是武大中文系联合全国13所高等院校的同系学生创办的文学刊物，出刊后轰动一时。但是，刊登在上面的属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的诗歌和小说，却被一些人归为有损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形象的文学。那些人拿着视为赃证的刊物去向有关组织请功，有关组织派调查组来到武大，刘道玉亲自接待他们说：“青年学生写些习作，能有多大不足？能出多大错？他们办学生刊物是学校同意和支持的，是学校拨给的经费，又不是什么地下刊物，更何况他们都是班干部，好学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第七章 快乐学院的顾问
一关过了，还有一关，毕业分配是大学生的最大关口。有关组织的记性真好，心里还没忘却《这一代》的编者和作者，吩咐学校毕业分配办公室负责人一定要将这关把紧把牢，千万不能给他们分配最好的单位。负责编辑这本刊物的才女谢湘慌了，急匆匆跑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我编了几年《这一代》，都编出了丰富的经验，我的理想就是毕业后当一名编辑。听说上面要把我们分到乡下作为惩罚，校长可不能听他们的呀！”刘道玉说：“想当编辑好，你编的刊物我每期都看，除了纸张差点儿，质量一点儿不比国内公开刊物差，你还想当哪个级别哪个报刊的编辑？”谢湘说：“当然是最高的级别，最好的报刊，贴近我们青年人的！”刘道玉说：“那不就是《中国青年报》吗？我支持你到那里去，我让学校分配办向他们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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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学院一届一届的院士们，记住了名誉院长刘道玉在开院典礼上的讲话，“大学是一个人才流动站，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兵走了，新兵又来，不要因为一届同学的毕业而使下一届的讨论中断，而要让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成为珞珈山上一个响当当的营盘”。
祖籍山东，生于河北，1967年出生的窦文涛，1985年由石家庄市第一中学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是这个快乐学院晚期的小院士。他以前届学长们主持的“快乐三人行”里得到了快乐，他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像他一样得到快乐，于是成为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后，也主持了一个“锵锵三人行”。因为如愿以偿地给人带来快乐而成为全国广播电视十佳节目主持人，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
第八章 女大学生宿舍和男思想家
1984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喻杉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在全国首映。小说与影片中，以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为原型，塑造了思想开明，作风，追求革新，锐意革新的东南大学新式校长路石，以作者自己与同学为原型，塑造了五位同一宿舍的女大学生匡亚兰、辛甘、宋歌、夏雨和骆雪梅，她们各自不同的出身、理想、学习和生活，引起国内高校乃至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女导演史蜀君将武汉大学美丽的风光和典雅的建筑，作为影片流动的背景，也让亿万观众心向往之。此片开大学校园生活之先风，获1983年全国优秀故事片华表奖。
电影在武汉大学产生的影响，一是把全校的女大学生归于五种类型，分别赋以影片中女主角的名字，二是把校长刘道玉称为路石。有一天，刘道玉终于见到了那位小熊猫一样胖乎乎的女作者，叫住她说：“告诉我，为什么要给我取这么一个名字？”20岁的喻杉嬉笑道：“道者，大路也；玉者，美石也。君子不以己美为美，而愿自献其身，为天下莘莘学子化石铺路，作基垫足，不惜粉身碎骨，此谓人间之大美也。”刘道玉说：“我可没有粉身碎骨，顶多是‘分身累骨’而已！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以后我把它作为我的笔名好吗？”喻杉说：“好，那我就把它送给校长，不收著作权转让费了！”
《女大学生宿舍》成了武汉大学对于新生的保留剧目，每逢新学年的开学之夜，小操场上都会上映此片，让新生们好奇而又羡慕地认识银幕上的五个师姐和一位名叫路石的校长。现实中的刘道玉则真的以路石为笔名，在此后的日子里发表了大量以教育革新为题材的论文和随笔。并且还自撰一联——“路石无语任践踏，人梯不怨随攀登”，挂在书房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十年以后，他又把自己创立的教育革新基金会取名为路石教育革新基金会。
喻杉也以此片为基石，毕业后著书多种，并在香港建立华文传媒机构，创办了《财经文摘》杂志、《领导者》杂志、世界华文出版社、共识网、财识网等。其《领导者》杂志与共识网在高端人群中，被公认为最好的杂志和最好的思想网站。
快乐学院的名声在外，半是嫉妒，半是贬低，有人将武汉地区三所大学加以比较，编成顺口溜以调侃之：“学在华工，吃在湖医，玩在武大。”一位自己活得不快乐也不希望他人活得快乐的省委领导，派人来责备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听说你们不让学生好好读书，每天只是吃喝玩乐？”刘道玉说：“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玩乐有什么不好，只要不与‘吃喝’二字联姻就是。而且，几年前不就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实践难道没有告诉你们，玩得好的武大同样也吃得好，学得好？”
有人攻讦他们是吹牛专家，当代狂人，中国的嬉皮士，珞珈山上的客里空。诸多绰号吹进名誉院长刘道玉的耳中，刘道玉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他们的名誉说：“这些绰号取得太没有想象力了，比快乐学院的院士们相差远矣，再努一把劲儿，等着取出好的绰号，也申请加入这个学院吧，到时候我来做他的入院介绍人！”
在王小村转入生物系之前最初就读的历史系，与他一样1977年考入武大，并且与他一样心怀异志的，又有一位大学生遇到了不足。开始是本科生毕业不能录取探讨生，接着又是探讨生毕业不能分配工作。
这是一位北京青年，名叫赵林，1954年生，自幼在家住武汉的知识分子外祖父身边生活，耳濡目染，长大了喜欢像外祖父一样深思不足，包括暂且与自己还不相干的大是大非。1973年毕业于武汉市实验中学，被迫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湖北省襄阳县朱坡公社插队落户。1975年被武汉市煤炭公司招工，派往山西大同当了一名煤炭采购员。1977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他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却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历史系。
赵林利用学分制，在必修的历史课的间隙，选修了哲学系所有的主要课程。他甩开大步，在两条目前尚可并行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着，准备好了修满学分，一到毕业的分叉路口，立刻反客为主，把选修的变成必修，纵身一步，跳上那条外祖父喜欢、他也喜欢的路。然而，差点儿有人”打断了他的腿“。
1980年5月，“文化大革命”后首届大学生推迟入校的第三个夏天，《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了一场关于“人生作用”的大讨论，武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一夜之间，成为这场演出的第三号主角。
第一号主角叫黄晓菊，工厂女工；第二号主角叫潘祎，在校学生。两位互不相识的中国青年分别、前后、一致给关心和属于他们的杂志《中国青年》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和迷惑。杂志编辑部把两人的名字与来信合二为一，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上，以“潘晓”的化名，刊登了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书信体文章，号召正在寻找和深思人生道路的中国青年就此开展一场大讨论。
赵林偶尔读到了这篇文章，给该刊编辑部写了一封“致潘晓的信”，次日按照杂志上的地址寄去。三个月后，这封信发表在《中国青年》第8期，编者不仅安了一个标题叫《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而且后来还加了一段编后感：“这篇文章编辑部本来已收到了一段时间，此前一直压着不敢发。”理由是编者似乎早已预料到了，因为这篇“异峰突起”的文章的刊出，这场讨论迅速升级为辩论，争论，以至于对这位横空出世的第三号人物，有人作了定性式的评论：“赵文展示的是一个的、活生生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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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底，轰动中国七个月之久的“人生作用大讨论”戛然而止。1981年3月，《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以自我批评的形式，对这场大讨论进行了总结，题目是《献给人生作用的深思者》。
第一号主角黄晓菊不堪精神重负，被迫以她所在的工厂出走，走上更窄的人生之路。北京，海南，深圳，北京，像一只南去北归的孤雁，伤痕累累，回到旧地建起一个鸟巢般的小店。山穷水尽之后虽然仍没看见鲜花，却总算抓住一根救生的柳枝，开始了她小之又小的谋生的职业。
第二号主角潘祎的精神负担更重，重到他所在的学校通过医院把他诊断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令其休学，接着退学。以此他成了小小的流浪汉，白天在街头乞食，夜晚在火车站露宿，干搬运工，卖大碗茶，跌跌撞撞地倒下，踉踉跄跄地爬起，因为受人唆使盗窃一块价值800元的锡锭，事发被判处三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在狱中他完成了大学本科的自学，获得法律学专业的合格文凭，历尽人间沧桑之后，出狱以卖文为生。
第三号主角就是以半路上杀出来的赵林了。他应该是这场讨论中的反面角色，不过毕竟是在大学读书，他比“潘晓”幸运得多，既没出走，也没退学，只是未能摆脱那篇文章带给他的“自我”阴影，成了武汉大学的一名不足学生，受到学工部门的特殊关注。1981年，赵林结束了历史系本科学业，如愿以偿地考上哲学系探讨生，但是，哲学系却以其“政治不合格”为由拒绝录取。
刘道玉自始至终关注着这场“人生作用的大讨论”，与有些人的看法有别，如同认为目前全国还在清理的精神并没有什么污染，他认为赵林的政治也并没有什么不合格的。他认识赵林，欣赏以至偏爱，当这位个性与口才同样突出的年轻人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他在暗中注意到了。他找到思想开明的历史系的刘绪贻，要求兼任领导的刘教授接收赵林。他的嘴里说是接收，心里想的却是哪怕收容、收纳、收下，无论怎么收和收作什么都行，只要给赵林一个栖身之所，千万别让这个在酒神节上喝醉了的浪漫主义者，成为四处流浪沿街乞讨的“潘晓”。
两年以后，笼罩在赵林头上的“自我”阴影依然没有消散，历史系探讨生又毕业了，他却继续以“政治不合格”的理由不能得到分配。这次历史系的领导不能再起作用，探讨生院的领导也对刘道玉说：“在那次大讨论中他的观点太个性化，几乎全国无人不知，就算有人愿意接受他，恐怕也没有好单位，就好比一个在娘家时名声不好的姑娘，很难嫁到像样的婆家！”刘道玉说：“既然嫁不出去，那就把他留在娘家吧，留在哲学系行不行？”探讨生院的领导直摇头说：“恐怕是不行的，连哲学系探讨生都当不了，怎么会让他当哲学系的老师呢？”刘道玉想起王小村，想起生物系，觉得眼前的人事联系怎么这样似曾相识，心里不由得打起鼓来，但他仍然说：“我去试试，你跟我一道去。”
试的结果，的确是不行的，探讨生院的领导有先见之明地望着他：“怎么样校长？”刘道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我算是悟出来了，以革新开放的眼睛看人，七步之内必有芳草；以阶级斗争的眼睛看人，三尺开外都是坏蛋。”探讨生院的领导笑道：“真像是一副对联，特别是其中的两句！”刘道玉忽然问他：“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吗？”探讨生院的领导说：“校长考我呢，当然是的。”刘道玉笑道：“这不就行了吗，我刚才想起一个事来，学校新成立了一个自然辩证法探讨所，这个所恰好由我直接领导，你们都不要，那就给我吧，我相信他是一个人才，最终我还会让他到哲学系。”
三年的历史过去，笼罩在赵林头上的阴影随着“人生作用大讨论”的余波一起悄然散去，但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的影子却依然走动在刘道玉的心里。他记着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趁此良机，把赵林以自然辩证法探讨所调到了哲学系。
比赵林更受不白之冤的是一位担任探讨生会主席的优秀生，有一次写毛笔字时手上沾了墨汁，被几位同乡戏称为黑手党。时值全国清理精神污染，机关闻讯就对他进行了审查。这年毕业，学校原本要把他分配到某重要部门，对方却因黑手党的不足提出质疑。刘道玉三次派保卫处处长张鼎进京向该部门解释，最终也没有取得信任，他只好先把这名学生留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推荐他到国家体改委。
第九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
1983年3月，珞珈山上的樱花正待开放，刘道玉突然接到湖北省委组织部的通知，要他于本月20日上午到百花村1号，工作小组来人找他谈话。有过1981年组织部找他谈话，动员他担任共青团一个职务，又有过1982年教育部部长候选人的民意测验中他的得票最多，部里旧日同事都盛传他要当教育部长，而两次都被他“赖”掉的经历之后，一听到工作小组这个名称，他就敏感地想到莫非这又是第三次不成？
百花村1号这个名字他似有耳闻，工作小组来人住在那里，大概那里是武汉市最好的宾馆饭店。以考上武大化学系的1953年9月，到当了两年武大校长的1983年3月，还差6个月就是30年，他可以说是一个老武汉了，但他并不清楚那个似有耳闻的百花村1号的确切地址，在电话里又不好意思询问。放下电话他向楼道里打扫卫生的校工咨询了一下，校工望着他笑够了，才告诉他说是在东湖宾馆。
约见他的两人一位是副主任陈伯村，一位是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他们此行的任务是来考查和配备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班子。见到刘道玉，陈伯村主任率先开口道：“早就听说武汉大学很漂亮，我们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看哪！”刘道玉说：“珞珈山与这座宾馆隔湖相望，自然景色得天独厚，人文建筑也很有特点，在这里早晚散步就可以看到武汉大学的理学院和图书馆，欢迎二位领导参观指导！”张灿明副部长接过话说：“我们这次来是根据的批示，帮助湖北省委搞好武汉市市长的换届工作。今天我们把你请来，是给你吹吹风，同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武汉市现任市长黎智同志已过了60岁，按规定应该退居二线，书记处探讨决定，准备任命你为武汉市长，市委副书记。”（引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刘道玉虽然有所准备，但他还是吃了一惊。在这之前他已听说，以这二人为首的工作组经过在武汉以至湖北的调研，在省、市领导班子配备上有一个意见，是让他担任湖北省分管文化与教育的副书记。对此他已想好了推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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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想了八年，八年来他一直想着两句诗，那两句诗是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想的是天公也抖擞了，人才也有了，可是他这个大学校长，还没有不拘一格。
自担任大学校长以来，他收到很多青年的信，无一例外他都会亲自阅读，亲自回复。这些给他写信的青年，有的是比自己差老鼻子的同学考取了大学而自己却没考取；有的是科学发明了几十种专利；有的是翻译了几部外国名著并且获得了翻译奖；有的是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并且已结集出版；有的是报考名牌大学却录取了普通大学……套用一句家喻户晓的话说，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写信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请他这个教育革新家革新一下考试的办法，让他们也来上一上武汉大学。其中有几封信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一封遍举考得高分的庸人；一封历数考试落榜的天才；一封称他是一位特别的校长，应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招收一批特别的学子，自称此信是一封特别的信。
这位写信的青年署名“艾思”，是姓艾名思还是“爱思”的谐音，他拿不准。以更多的信中所讲述的成果，以及信的本身，不用写信者自己聪明的炫耀和笨拙的掩饰，他已看出了各种知识在这些才子和志士身上的配备是不均衡、不协调、不相称得近乎畸形，像一个大头矮童或者独腿巨人。他们的科研成果有的超过专家，文章水平有的不下教授，基础知识一般与大学生旗鼓相当，外语成绩最差的相当于小学一年级。如果真像他们信中所说的那样作为特别学子招收，以一年级读起来有些吃亏，以探讨生读起来沾光太大，综合考虑，以三年级开始是比较合适的，学上两年，颁发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
关于插班，关于跳级，他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有十足的把握。他自己在10岁的时候，就是以一年级插进三年级，成绩比原本三年级的同学还好；他的儿子维宁15岁的时候，初中毕业没读高中，又考取了武汉大学，成绩也不亚于高中考取的同班同学。接着，大学毕业没有读硕士，又考取了美国博士，成绩远远超过来自别国的博士生。
1982年10月，英国上议院一位议员访问武大，问过他这样一句话：“校长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校长，您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他是这样回答的：“我认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校长，不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该是属于社会的，他最大的贡献是除了向社会输送大批的优秀人才以外，还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进展。虽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校长的追求，你们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学校长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上议院的议员起身拍手，并且与他拥抱说：“您说得太好了！”
一个夜晚，插班生制在他的思想里突然成型，他要让那些天赋独具，才华横溢，小有成就，正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向大的成就迈进，特别需要知识的光芒照亮脚下的青年，破格到大学来得到一点自己急需的知识。哪怕那些知识是肉眼看不见的，哪怕这种帮助可以节省他们一个夜晚的摸索，而这一夜则有可能使他们误入歧途。他看见眼前出现一条光辉的道路，成千上万的青年怀里抱着一些东西向路面奔来，那东西又像果子，又像幼苗，走近了却是幼苗上结的小青果，离大红硕果还早着呢。他以床上坐起，接着他又倒了下去，他看见那条路被什么挡住了，怀抱青苗幼果的青年原地返回。
他是大学校长，他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招收大学生。
但他不是教育部长，他这样招收的大学生不被教育部承认。
不被承认的大学生不能得到教育经费，毕业后也不能参加分配。
那么让他们自己出钱上学，让他们毕业后重找工作？这怎么行！算算这些青年的大抵年龄吧，他们一般正值而立，上有父母，中有妻子，甚至下有儿女亦未可知，自己尚在养家糊口时期，上学不仅不能挣钱，反而还要花费，毕业不仅不能分配，反而还要失去旧职，他们当然只好在被什么挡住的路上返回原地。
1984年3月下旬，刘道玉深思成熟，正式向教育部呈递了关于招收插班生的试行报告。然而两个月过去，报告石沉大海，连个小水泡也没有翻起来。5月中旬，他坐不住了，专程到教育部去咨询，才知道是转到了高教一司。真是冤家路窄，接待他的正是当年张在元申办武大建筑系曾经碰过三次钉子、最终也没在这里得到批准的那位司长。当年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张在元受校长刘道玉之命，前往教育部高教一司申办建筑系，三上京都，一事无成。后来改换门庭向高教二司申办，居然就成功了。
正是因为那件事情，高教一司司长对武汉大学印象不浅，听校长亲口问起两个月前是否有一份报告转到这里，他回忆了一下如实答道：“你们的报告已收到了，我们之所以没有批复，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不足，过去以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必须要持慎重的态度。”刘道玉说：“司长说得不错，的确这是一个新的不足，不然我们怎么要向部里打报告呢？我们也的确慎重，不然就不会提出试行！”一司司长说：“这个不足涉及计划司、计财司，以及招生办等部门，我们一司将与有关司局会商一下，你先回去，等着有了结果我再答复你吧！”
刘道玉心里埋怨部里为何不把报告转给高教二司，实在不行，他将采取上次张在元的办法，再给二司写一份报告。但是目前他还不能这么做，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报告一件好事如同上诉一个错案，得耐心等待一审判处死刑之后，才能要求二审重判。这个比方未必合适，但是心里发毛的刘道玉一时想不起更合适的比方了。
他只好先打道回府，等着一司司长的答复结果。结果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电话，负责协调各司工作的高教司打来的，告知高教一司已在报告上签署意见，目前正转计划司，然后再转计财司、招生办，还有一些有关司局。高教司司长善意地提醒他，不要急，也不要催，只注意与各司搞好联系，千万不要跟他们搞僵，这比着急催促管用得多，中国的事情是很微妙的。他听懂了，谢过高教司司长的点拨，然后不急不催地静候佳音。
三个月过去了，事情自5月之后没有一点儿进展，仿佛还回到了三个月以前。他忘记了高教司司长的嘱咐，8月下旬，刚参加完在美国召开的中、日、美第二届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回来，正值国内学校放暑假之际，利用这个时间他再一次走进教育部，这次绕开高教司和高教一司，直奔挡住道路的计划司。计划司司长一见他就拱出双拳：“道玉同志来了？恭喜，恭喜呀！”刘道玉误以为是报告批示下来，心中果然一喜，表面却佯装不懂道：“喜以何来？”计划司司长问：“《新的技术革命与未来》这本书难道不是你写的吗？”刘道玉的脸上竟然露出失望说：“见笑了，上个月刚出版，怎么就被你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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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往常，出版一本新书可不就是他最大的喜事？但与眼前焦心等待的报告相比，真是其次又其次了。他进门坐下，计划司司长递上水说：“我就知道你要来的！你大胆革新的精神，我们都举双手支持，不过试行插班生制度呢，这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弄不好会打乱国家的招生和分配计划，因此希望你再好好地考虑考虑，究竟有没有必要搞这个试验，是不是观察观察形势再说？”
刘道玉说：“我已经考虑好了，也不想再观察了，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小个试验，一年招收几十个插班生，还不够九牛一毛，比百人一发还少，牵一发怎么动得了全身呢？试验成功，全国推广，只会大大有利于国家的招生和分配；试验失败，局部暂停，国家招生和分配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何况，只要我们组织专家教授仔细审查，认真录取，慎之又慎，严了又严，我以人头作保，这件事怎么会失败呢？”
计划司司长叹口气说：“我知道我缠不过你，别说是我，整个教育部的所有司长，甚至包括部长在内，有哪个缠得过你刘道玉呢？为了一个姓韩的教授涨级，为了一个姓易的探讨生留校，为了一个姓邹的留学生进美国哈佛，哪一次不是你赢了？”刘道玉起身握住计划司司长的手说：“怎一个谢字了得！不过光转不行，你还得帮我说说话呀！”
与其要感谢计划司司长，不如更要感谢高教司司长，是他的中国联系说教会了这位大学校长搞好联系，方才把计划司这块拦路的石头变成车轮。现在，事情终于向前滚动了，离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刘忠德副部长的头往下一点，中国第一批插班生的头就可以昂着走进武汉大学了。他在心里祈祷，不要横生枝节，这位忠厚有德的副部长可千万别推给部长，等蒋南翔部长再以南方一趟飞回来，到时候只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老天保佑，刘忠德不是那样的人，计划司司长的通知到底来了，告诉他说教育部已经同意武汉大学试行插班生制，不过还有最后一道关口。刘道玉这些年来最害怕的一是“不过”，二是“但是”，三是“然而”，这类转折词能把一件眼看就要到手的好事一下子转到沟里，折到岩下！想起中国的联系学来，他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道谢说：“感谢司长，哪里还有一关，武大面子小了，还得靠部里帮我们打通啊！”计划司司长说：“这一关是国家计委批准，我已经暗中帮你啦，你马上派一个人来，拿着教育部的批文去计委就是！”
民间老百姓说，十月有个小阳春；诗人说，十月是金色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是十月，中国粉碎“”也是十月。就在这个月的上旬，刘道玉第三次进京了，他看见天是蓝格莹莹的天，地是黄格澄澄的地，只是银格亮亮的飞机飞得太慢了，它应该像火箭那样呼哧一下就到达目的地。来到这个曾经无数次来过的教育部，这次是到分管批文的，他以李健主任手里一把接过那封写给国家计委的函件，好像害怕对方反悔，又一把塞进自己的公文包里。接着直奔国家计委，找到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接待了他，请他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一下插班生制度到底有哪些好处。刘道玉未曾介绍之前，首先讲了自己为此付出的五年深思，三次上京，一片诚心，然后把插班生的好处一鼓作气地讲了30多个。
接下来他把好处归纳了三条：“一，克服一次高考定终生的弊端，为高考中偶然失误或不善于应试，却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提供求学的机会；二，打破按部就班的升级制度，开创以插班入校的跳跃式的学习制度，缩短学习周期，提高办学效益，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三，创立评价和录取学生的新策略，坚持笔试与面试相结合，既看分数更看能力与成果。第三条具体地说，就是在录取插班生的时候，书面考试的分数占40%，科研成果，包括文学创作、学术论文、科学发明、技术革新在内的分数占60%，这样做是为了转变评价人才的传统观念，克服高分低能，发现和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李昌龙扳着指头听完，笑着问他：“难道连一点儿坏处都没有吗？”刘道玉本想回答：“好处是上级组织给的，坏处属于我一个人。”但他担心这话万一引起误解，以为他是讽刺、顶撞、不满，那可就麻烦了。于是大胆地吹了个牛说：“依我看，一点儿坏处都没有！”
李昌龙是四川人，说话的口音、语气、顿挫都和一样：“听了你的介绍，我认为你是真心搞革新的。你是湖北人，你的邻省河南有个王屋山，《淮南子》上说那里有个90岁的老头儿，要把那座挡路的山给挖走，后来上帝帮他实现了愿望。国家计委不是上帝，你也不是愚公，是你的革新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些当事人。往轻处说，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往重处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说这话不是骂你要死啊，我是真的怕你为这事急出个三长两短来！所以我向你保证，你的报告我们立即批发，不能让你再跑冤枉路了！你们的插班生制度以明年，也就是以1985年开始试行，国家拨给你们90个指标，教育部拨给你们相应的经费，毕业一律纳入国家分配。”
刘道玉觉得自己此时哪里是什么愚公，幸福得简直就像上帝一样，他颤颤巍巍地伸出一根指头，小声儿要求说：“再加10个，凑个整数，100，100行吗？”李昌龙摇手道：“我们是国家计委，每个数字是经过严格计划的，我们不是小商小贩，讨价还价的事搞不得！”刘道玉不敢再要，害怕已经到手的90个插班生反而给要丢了，来日方长吧，只要试验成功，明年还可以争取翻上一番。这只是一所武汉大学，一旦此种制度推及全国，每一所重点大学效而仿之，那么将会有多少不合常规的英雄横空出世！
1985年6月中旬，武大教务处副处长於可训和中文系副主任白嶷岐，二人代表学校和中文系乘车北上，来到中国作家协会所在的西城区沙滩北街2号。他们为眼前挂着作协牌子的绿色铁皮房屋感到惊讶，原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时有余震的北京地区，一些震后待建的机关单位还在设施简陋的防震棚里办公。中国作协常务书记唐达成接待他们，听说是响应王蒙“作家学者化”的号召，专程来请青年作家去上大学的，立刻组织党组成员一起会谈，除老作家葛洛因病告假外，其他要人全部参加。
著名文学批评家，书记处书记鲍昌激动得站起来，站起来仍然抑止不住激动，于是在会议室里走过来。走过去，一边用力拍手一边大声地说：“武汉大学的倡议真好！对青年作家未来的进展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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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非驴非马骡子好
与卡车司机许金龙，妈妈女工彭南林，养鸡姑娘黄晚霞，商标大王宛士雄同时，机电工人出身的水运宪，船工出身的陈应松一样，放蜂汉出身的王伟举也收到了武汉大学作家插班生的录取通知书。他望着通知书上的红色大印发呆，暮春初夏之季，汉江两岸的菜花儿黄了，他正带着他的蜂群四处采蜜。因为写作、发表、得奖，不久前他被湖北省襄樊市宜城县文化馆破例招为副馆长兼创作辅导员。为了把他这个辅导员当好，他请一些青年作家来给当地作者讲课。有一天，被他请来讲课的野莽告诉他说，武汉大学招收插班生，自己已经委托武汉的朋友，武大教务处副处长文学评论家於可训代为报名了，劝他也去报一个名。
放蜂汉王伟举身背一包借来的复习材料，以宜城坐汽车到襄樊，以襄樊坐火车到武昌，以武昌坐公交车到大东门，以大东门坐另一辆公交车到珞珈山，然后来到武汉大学，想就近安顿下来身子，熟悉一下路径便于赴考。他在广袤的校园里转了三圈，遇上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走过去鞠了一躬：“老师好，请问武大招待所在哪里？”中年人反问他：“请问您是来做什么的？”王伟举说：“我是来考插班生的，想找个地方住下来复习功课。”中年人嘴里说了个“哦”，转身带着他走了一程，然后伸手一指说：“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上走，一直走到半山腰，看见一栋房子，进去一问就是了。祝您成功！”
王伟举又鞠了一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上走，一直走到半山腰，看见一栋房子，进去一问，真的是一个招待所，掏出作家证来登记住房。女服务员笑嘻嘻道：“你是来考插班生的吗？房间已给你安排好了！”王伟举愕然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来考插班生的？”女服务员说：“刚才刘道玉校长给我们打电话了，让我们尽量给你安排一个僻静的房间，免得招待所的客人来来往往影响你的复习！”王伟举想起给他带路的那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嘴里也说了个“哦”，自语说：“没想到他就是刘道玉……”
这个班总共18个人，大多辍学于八个革命样板戏风行的年代，被本班导师，文学批评家陈美兰教授戏称为《沙家浜》中太行顶上的18棵青松。插班生的反对派说，什么松啊柏呀，我看是非驴非马，是个怪物！这话并非忠言，但是逆耳，而且似曾相识，刘道玉想起来了，当年破格留下易中天，助教易中天的课堂抢走了老教授的大批学生，老教授不也说易中天哗众取宠，胡讲一通，非驴非马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刘道玉又高兴地说：“非驴非马好哇，那不是骡子吗？怪物好哇，怪者奇也，奇货可居，骡子就是这样的奇货，它比马和驴子都要高大，更能载重。插班生之所以能少读两年插进班里，就说明他们的水平能力超过本班，未来更能担负国家的重任，我鼓励同学们争当骡子！”又有反对派说，比作骡子还不恰当，应该比作鸡鸣狗盗之徒！这话就是逆言了，远非逆耳可谓。刘道玉听了依然高兴：“鸡鸣狗盗好哇，没有这些身怀绝技的门客，孟尝君怎么能够窃符救赵？正好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鸡鸣者，黄晚霞一个小姑娘办了六个养鸡场，鸣声震天，武大能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养鸡女王，那不也是另一领域的伊丽莎白？”
报考武汉大学病毒系插班生的一位女生，她的名字叫封秀红，步临考发烧39.8度的洪琼之后尘，就在考试的前四天突然大出血。抬进医院已经，经手术抢救活了过来，开口就问：“我还能考试吗？”亲属赶紧给武大病毒系打电话，系主任邱泽松带着两名老师赶到医院，安慰她今年不能考了还有明年，答应保留她明年继续考试的资格。封秀红听了一把拔掉导尿管，又一把拔掉输液管，以床上扑通一声跳到地上，满屋子里进行锻炼，嘴里喊着：“不行，我就要今年考！”
同室七个病友感动了，一齐求情。主任和老师也感动了，回校把这情况报告给刘道玉：“校长，像她这种情况怎么办？”刘道玉也像她在病房里那样，在校长办公室里急得满屋打转，最后戛然站住，作了一个果断的动作：“让系里派两名老师，到医院病房里去给她考！时间允许放长一点！”
千古奇闻，全国统一考试的那一天，武大病毒系的两名老师乘车前往医院，直奔病房，让医生和护士以床上扶她坐起，看着手表上的时间一到，一人发卷，一人监考，为她举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封秀红左手捂着伤口，右手握笔做题，护士为她擦汗，护士长喂她葡萄糖水，医生为她测了血压，监考老师嘱咐她不要急，慢慢答。生硬冰凉的白色铁床，此时充满了人间的温暖。两个小时，她考罢了。两个月后，她被录取了。开学之日，她的伤口彻底痊愈。刘道玉在几千人的开学典礼上大声表扬她说：“这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