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平西平诗歌西平,寂静生活

更新时间:2024-01-13 点赞:4464 浏览:1450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遥想与记忆
王西平:最近日本核辐射事件正的焦点,无独有偶,这些天我正在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及诗人特丽·T·威廉斯的代表作《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有意思的是,住在美国核试验基地的下风口,威廉斯家族的女性多半都患有乳腺癌。谈到创作,威廉斯曾表示是“为了给铺一条回家的路”,在她看来,“记忆是的回归家园之路”。不知道你这部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吗?能否谈谈属于你个人的“家族史”
黄梵:谢谢你向我这本书,没读过。我内心对环境的捍卫,早于对生态文学的。我2001年写随笔《默读南京》时,还没读到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雅氏的书到2006年才翻译出版。没想到完全一致。我对城建思想的不信任,也在近年的爬山和跑步爱好得更专业。当然,原本藏在《瓦尔登湖》《鸟与诗人》情感,被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更直白地揭示出来,我自然成了环境主义者。比如,我小说里处理苍鹭与水、未来城市与自然的不谐。对日本核辐射的深思,回到本原,即人类上帝,能力制约自然,再放大的能力,,人类不知还要打开多少潘朵拉的盒子。人类之所以受累于的智慧,是人类遗失的智慧比的智慧多。尊重生活古老智慧,在最难做到。在前行时,低估了家谱、历史、风俗,揭示人类弱点的作用。我忘怀的少年生活里,就充满了传承下来的民间智慧。比如,我奶奶几乎是一部生活百科全书,无所不知。她的记忆里储满了对付小病小痛的食谱或民间药方,她几乎让我去过医院。而现在,是在亵渎人类的智慧,一发烧医生就会让你挂水。我以小就以家人或族人的讲述中,了不同于眼前的时空感,原来属于赫赫有名的家族。去年我一本长达九百多年的家谱,证实了以前道听途说的家族史。我是黄庭坚的第41世孙,我的曾祖父黄治义(黄河清)是同盟会成员,武昌起义时任东路指挥,后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任临时总统府高参。我家族史给了后人是正确的指引。家族史帮你创造心目神话,使你也想跻身神话之列,不让其他族人失望。所以,好的家族史,一部自我净化的历史,导致我会把放入更有价值的系统,去比较衡量,如何与祖先一致等。意识醒于1997年,我突然过去的自大、疯狂空洞无物,与先祖的功绩相比微道。我的写作也以那一年开始脱胎换骨。
王西平:有人说过,苏东坡的黄州,根本是真实的黄州,是诗人心黄州。那么你记忆黄州是样的?它还是你的“故乡”吗?
黄梵:要是我不到南京,恐怕不会对黄州这么忧心。南京使我意识到城市已经走得太远,消灭了传统中最活生生、最引人入胜的。它连根拔掉了过去的生活、情趣、邻里联系。举例说,黄州已过去的黄州,当年三万人的小镇,成了辨认的庞然大物——一座四十万人的城市。附着在城墙、青巷、石板路、牌坊、老宅、井台上的生活,是无形的,小格局的,但那恰恰是让人最感舒心、安全的。新的黄州不大,是小镇原有的淡定和书生气、迷人的小格局,已不复有着。气息和格局的转变最残酷和根本,如同把人彻底变性。我想苏东坡的黄州之所以真实,那种氛围的真实。比如,苏东坡诗中描绘过的安国寺、赤壁前的江水等,你若现在去寻找,找到他曾远眺的山坡,但山下已经江水,找到安国寺的旧址,但新的安国寺已全无诗气息。我1979年离开黄州前,那种气息还依稀尚存。对我来说,南京之所以是个好地方,是它某些局部的格局和气息,向我证明黄州还“活着”,活在南京的肌体里。所以,我早内心把黄州和南京作了置换。我在《故乡》一诗中写道:“故乡仿佛我。”是的,故乡还在,只不过成了混合的黄州或南京,我带着它到处旅行,带着它住在黄州或南京。
王西平:林徽因曾经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中表述了写诗的动机:“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的云彩本科论文星霞,不由得不在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解放,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我到了“慰藉”和“解放”两个的词。据说你还保留着当年誊抄的首题为《会友》的诗,现在能否公开这首诗?《会友》这首诗背后的故事,似乎隐隐约约跟女人有关,但不知道是样的女人,以至于让你“折腾得够呛”。
黄梵:有些诗我可能永远不会公开,《会友》属于这类。早期不会处理伤感,它的文献价值太,让我和当事人会尴尬。不过这些形式不当的伤感,我小心呵护、珍藏,它们时常以变换过的面孔,出现在我的作品里。我写给妻子的首情诗也属此类,她喜欢得无以复加,要我答应不发表。不发表会给她拥有的感觉,所以,呵护秘密,有助改善彼此的心智。《会友》中涉及的女孩,是我那所大学的校花,因长得欧化、人高马大,有个迷人的外号“小意大利”。那时在大学谈恋爱很易,校方会把恋爱当作违纪处理,我和她像两个地下党成员,秘密恋爱,真是外表冷漠,内心炙热,直到被她家人搅散,她的家人担心我会被分配到山区的军工厂。有段日子,了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人世还有能我的敬意和兴趣。直到有天,一首诗突然以心底涌出来。此前我以没写过诗,倒是帮朋友刘喜诚改过诗,因他的诗有不足,能帮他挽回,改过的诗后来令他很服气。一时,写诗成了我对付悲伤的良策。在自我洞察的初期,“慰藉”词很适合用来提示诗歌的治疗作用,一旦能摸索到语言和诗歌的更多可能,“解放”就更能提示出诗歌深层的作用和魅力。
王西平:我记得你说过,七岁时你次意识到人不会永远活着,人到了十岁都会死。为?你过死亡的事件或类似于童年的梦魇?
黄梵:七岁对我是分水岭,我在七岁前后拥有完全不同的性格。现在我才知道,小孩跟父母一起生活比都。离开父母所在的兰州,回到黄州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使我原本外向的性格完全内转,像以前那样活泼多言,这样我变得依赖读书、幻想和冒险,喜欢探讨的意识。有天晚上,我突然,一向不用担心的家庭,总有一天会崩溃,爷爷奶奶、姑姑等都会死,眼前看上去和睦亲密的家人,都会逐一走入坟墓。当时不敢想象,眼前的家就建立在可怕的远景上。有好月,我找不到对付绝望的办法。对七岁的孩子来说,世界的前后不一和毁灭的本性,十分可怕和震撼。每天,我都害怕黑夜降临。直到后来我把死亡与无知无觉的入睡等同,才能重新正常生活。那种体验,后来写进了小说《治疗死亡》。记得当时向我约稿的安琪,那是篇实验小说,其实那篇小说虚构的成分很少。可能以大城市来到小镇生活的落差,使我眼前的现实变得虚幻,为了弄清究竟活在样的现实里,小孩必定想努力看清现实背后的,这样一不经意就窥见了与毁灭相连的人生尽头。相反,七岁前的生活,父母的成功保护,我以未过的死亡场面。所以,一旦死亡意识突然降临,它就更具震撼力,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大门,得以看见充满生命悖论的世界。
诗歌与
王西平:诗人的独立性在哪里,诗人品格的独立性,还是诗歌的独立性?
黄梵:在精神、思想独立上。人性几乎千年不变,不懂得重新表述它,重新赋予它不同的趣味,那么只能过去的东西。考虑到使用的语言趣味,与已有的传统有关,这样能简单固守传统思想来革新语言、趣味等。既然每语言都对应思想和精神,诗人为了不使诗歌采取相反的走向,付出全力来认识是障碍,比如,旧精神的障碍,美学的障碍,语言的障碍,真理的障碍等等。诗人非要跟现实对着干,刻意沉溺于新策略。只因他要探讨的世界,无时无刻不有着悖论,要让他闭上眼睛很简单,只需让他教材去深思。所以,品格和诗歌的独立,独立思想和精神与旧世界对撞的结果。这样,过于聪明伶俐的诗人,有时反而走到独立的反面,独立还对“”有点迟钝,靠对潮流的视而不见,来克服身处“不利”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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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平:车前子曾经提醒过你诗形,并说“想大师也得雕虫小技”。叫诗形?是指诗的音乐形式和诗的建筑形式吗?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一段时期你主张的“诗歌的形式主义”,是跟车前子先生所说的“诗形”是一回事呢?说是受美国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新形式主义影响,你试图恢复诗歌艺术活力?
黄梵:“诗形”是老车当时的说法,但很奇怪,它一入耳,就令我觉察到了未曾觉察的东西。老车的画非常不务实,说它延续着文人画的梦,我养育出了他的“诗形”——诗歌的视觉形式,长短句如何搭配等等。大致于你说的建筑形式。此前我只感受到自由诗在声音上的不自由,并未意识到它在视觉上的不自由。诗形令我意识到,自由诗像建筑一样,有合适每首诗的视觉结构,外松内紧。当时玩得最好的那批人——车前子、周亚平(壹周)、我、路辉(路东)、闲梦、马铃薯兄弟,语言的崇拜者,早被维特根斯坦收了心,只把美国的语言诗派放在眼里。记得90年代初和中期,与美国的语言诗派(谢里、雷泽儿),英国(蒲龄恩)、加拿大(弗瑞德·瓦)的实验诗派等有密切交往。我当时的形式主义主张,不限于老车的诗形,试图穷尽自由诗的不自由,声音的、视觉的、语法的、修辞的、意象的不自由,换句话说,试图为自由诗创建不自由的新传统。想在马路上踢足球比赛的想法,与闻一多等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因不敢自由诗已隐着诸多不自由,所以,试图移植欧洲古典的音韵规则,我当时则把变革已有的诗学己任,认定自由诗并非真的自由,只需找到语法、修辞、声音的自然限制,也就确立了新的不自由。我当时把这些宝物,所以诗作的形式主义倾向,骇俗的意象、精美的修辞、铿锵的节奏,现在读却空洞无物,如同用衣架撑着一套无比漂亮的衣服。不过,诗在90年代初之所以很有影响,它了突破当时高压氛围的非政治途径,它的美学抗拒能汇聚当时的情绪。当然,我那时品尝了形式主义的滋味,并非坏事,至少见识了自由诗的诸多陷阱,同样当时极端偏狭过,而使我现在能逐渐避开偏狭。
王西平:你跟韩东是十多年的朋友了吧,这几年他的创作势头很旺,尤其以“打捞知青记忆”为题材的《扎根》,在社会上的度很高。你们是同龄人,说,韩东的“知青记忆”是你们的记忆,那么在你的小说创作中,有以“知青”这块富矿去捞点属于的“记忆”,说在这一点上你采取了其他更为的写作手段?
黄梵:是的,和他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还是朋友。我和他是同龄人,但的“知青记忆”。我以没下放过,本来我1980年高中毕业,成绩优异跳级,1979年就参加了高考。我脑海知青生活,姑姑嘴里有趣的传奇故事。知青生活之所以韩东书写的,我也韩东自身的知青,他也当过知青,他小时跟随他父亲下放到了洪泽湖一带。我是小时的记忆,在塑造着作家写作的基调。说,仰赖“少年记忆”才是我与他的处。我写小说的矿脉,来自在黄州少年生活的记忆。说到“写作手段”,则完全不同。他的小说对故事和人物原型的依赖比,我则习惯随心所欲地编故事和人物,原型时常被稀薄到几十分。我很难认同完全现实人,我希望人物性格能我有点特殊的叙事节奏,有时,我是叙事节奏或方式,在塑造小说人物。举例说,你只要调整对话节奏和方式,你揭示的人物性格马上就会大变。记忆对我刺激,我把体验到的刺激,编小说的起点或终点,而小说的中间。我乐于重构故事的内在结构、人物联系、心理进展等。
王西平:,小说家,你是如何在诗歌中表达你的“故事”的,还是说,你以来这样尝试过?
黄梵:能尝试。说真的,我试图找到诗歌和小说的点。诗歌小说化或小说诗歌化,是比较平庸的说法。我不在立意,已有的诗艺能支撑想法走多远。我电脑里已有一首八百行的长诗,与你说的“故事”有关。但我写完时,对它的已有变化,不现在拿出手。我希望传达小说传达的故事,也希望超越晦涩,凸现事物清晰而别具意味的。发表的《青年肖像》《旧日》,是试验的“碎片”,与我的理想有差距。要,叙事与抒情不同,叙事在当代汉诗中有着着更多的陷阱,这为我同行用诗歌传达“故事”的进展。我既柏桦、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萧开愚、马永波等人的叙事,也于坚、伊沙、徐江、马铃薯兄弟等口语诗人的叙事。我叙事是汉诗中很勇敢的,但要把它推进到别开生面的境地易,所以,抛开门户之见,找到令我兴奋的叙事方式,是我暗中关心的。
王西平:通常情况下,诗人都看不起小说家,小说家喜迎低俗。反过来也有人表示,小说家同样瞧不起诗人,当代诗歌简直笑话,不值一提。你诗歌、小说的“混合载体”,误解与尴尬,会在你身上消解呢?
黄梵:在人的感觉上,诗人是动词,好动,小说家是名词,好静,都有各自的弱点。我偏见的产生,一般与害怕失败有关。诗人竭力对抗小说家的主流地位,小说家消除他在未来的不利。当然,事实不会像偏见那么简单,其实当代已经有好的诗歌和小说杰作。这些偏见,也批评界一再无聊的格调、兴致、口味,变得超越。就我而言,我的朋友把我看作诗人,少数朋友把我看作小说家。人愿意接受你说的“混合载体”,身份越明确,的认同感也就越强烈。只能说当代对专业身份的迷信,已经走得太远。我说抱无所谓的态度,是我作品的理由,们超越这点障碍,我又有好抱怨的呢?
王西平:你的大诗作都有哀痛感,这恰恰造成了你的两种心境:越担心作品价值,越能;诗人的无能为力,恰恰势挡。跟你“本质上的悲观”有关?
黄梵:你说得很对。昨天和黄小初、何锐一起吃饭还谈到为悲观,悲观产生样的心境。悲观是看透世界的结果或引发的虚无,说化解了对人性、人生、现实的不理解,比如,化解了年轻时因不理解导致的愤怒。悲观,只要世界(语言世界)有一点点精彩,你就能觉察,充满感激。悲观也令人的不完美,人注定深埋在救药的缺憾中。相反,惯于自我膨胀的人,看清这一点。所以,我对别人的攻讦、谩骂、误解,早已变得一笑了之。人因悲观而降低姿态的好处,内心被偏见塞满,宛如擦去了蒙在望远镜上的雾气,悲观成了重新世界、的工具。
王西平:知道,音乐作品中就有“演奏呼吸”这一说法,“呼吸”得当,便可赋予音乐作品新的生命活力。呼吸竟然与文体写作有关,这倒是个新鲜话题——你曾经说过,“保持良好的文体则是屏气”,这一点我并不十分理解,能谈谈吗?
黄梵:很的写作秘密。文体无非是你对一连串词的选择与安排,它与你选择时的敏感度和力有关。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写作时作者会追求亢奋感,这能造成想象力和文字生产力的解放,所谓的奇思泉涌。你可能记得我曾把思绪以内心往外涌的亢奋,称为“呼气”,犹如人一吐为快。但摇荡心旌的亢奋,会转移作者对文体的力,削弱对文体的敏感度,为了应付纷至沓来的思绪,作者不敢花太多时间斟词酌句,只能像印象画派画家,完成画作,以追上光线的变化。这样语言极沦为常见的达意工具,导致文体的质感丧失殆尽。所谓的“屏气”,是给亢奋施加一点冷却、限制和警觉,防止语言纷繁思绪的带,让语言在追踪思绪的,也追踪语言自身的味道、格调等。犹如人“屏气”,即“屏气”来限制“呼气”的量,制约“屏气”的节奏,又保持量的“呼气”,避开过度“屏气”造成思绪关闭。所以,思绪的解放与保持文体的格调,类似于呼气与屏气,呼屏得当,才能使作品想象力,文体富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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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平:你曾这样表达过你对译诗的感受:“我常感觉干的拯救诗意的活,原诗在汉语中实际是死亡的,不足译者能把它们救活。”看来你对当下的诗歌翻译,并不满意?
黄梵:在我眼里,翻译界几乎分成两个阵营:直译派与意译派。诗人译家多选择直译,学者译家多选择意译。我,直译派是异域诗意在汉语中继续,不担心水土不服;意译派可能直译的诗意,会令汉语读者感到困惑,试图在汉语中找到更恰贴的对应。说实话,我对诗歌翻译持悲观态度,不单凭直译或意译,让“诗意”在不同语言中穿行无阻。直译也好意译也好,都有着阻碍和歪曲诗意的不足。直译有着诗意被各自文化误导的不足,比如,以宗教为中心的文化,与以世俗为中心的文化,理解诗意的心理很不一样。意译则考虑译家的汉语能力,它假定译家能成功完成诗意的转换。不过实际情况糟糕,学者的外语知识,化为他的汉语能力,意译时对诗意的歪曲不在少数。我曾设想过最好的情形,即以事翻译的是学者型的诗人,他一刀切地直译或意译,而以他把握汉语诗意的经验为,遇到在汉语中通行的诗意就直译,遇到在汉语中理喻的诗意,就重新创造类似的语言效果。“拯救诗意”的活,既对文化差别的认命,也对诗意性的抗拒,它试图为原作找到可靠的汉语脚本,即在汉语中“救活”那些论文格式范文被窥见的异域诗意。
王西平:围绕新世纪十年,由头的诗歌选本你方唱罢我登场,比如有燎原和诗人白垩主编的《21世纪十年独立诗人诗选》,有李少君、张维主编的《十年诗选:2000-2010》,也有吉狄马加、李犁主编的《(2001—2010)新世纪诗典》……这些选本都有意图,那试图全面而客观地展示21世纪个十年诗歌的累累硕果……对于读者而言,的是一部的诗歌史还是一部“学人或某些诗人的特殊兴致”的选本?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你在《“诗歌史”的浮躁》 中谈到,“选本若有不该入选之诗,或编者故意想排斥,明眼人或后人都能感受”,你如何评价这些“十年选本热”现象呢?
黄梵:选本本质上都有,试图用正反两面的意见,过滤一遍作品。它不会给批评锦上添花,可能也会给批评添乱。但我,哪怕不值一提的选本,也有它的“文献价值”。至于它们就代表未来的定论,我不必深究。能去杜绝编者非理性的羞怒或厌恶,我想说,编者自律,旁观即可,不必争论。反正读者中有的是批评家、明眼人,决定着选本能否流传,不必有人专门来核查的文学道义。选本越多,彼此矫正的可能也越大。对个十年的热情,不管眼光多么不同,至少了共识,即个十年的成就,承认。我个人,个十年的诗歌,已经越出了90年代诗歌划出的地盘,开始具有过去诗歌不具有的魅力。所以,做得好,选本完全走在批评前面,提前体现出对诗歌新意识、新精神、新处境的敏感,这些未来那些定论生长的土壤。所以,仅就“文献价值”而论,陈腐的批评,陈腐的选本。选本多多益善。
王西平:你说过,你不信任晦涩的诗,但信任难懂的诗。晦涩的诗与难懂的诗有不一样吗?难懂的诗,凭值得你信任呢,比如说谁谁谁的诗。
黄梵:我好诗至多是难懂的诗,但晦涩的诗。晦涩实际上是贫乏的另形式,诗句的指向协调,显得杂芜,造成的感觉产生。说,晦涩是过度杂芜造成的贫乏。相反,难懂的诗有它内在逻辑和表层的协调一致,诗人或作品个性的奇特,一时难解的线索,比如,策兰的诗。这类“难懂”的诗,一旦理解,真能教会你认识。它们经得起细读浅析,在节与节、句与句之间,保持着前后贯通的逻辑和气韵。比如柏桦的《水绘仙侣》就属于难懂的诗。晦涩的诗只能推动意象或奇崛诗句的产生,它夸大的是好诗某些成分,并不产生有力的认识或隐喻,来统摄全诗,协调起诗句的指向,结果只让的优秀句子骑虎难下。
王西平:2006年你了“九宁”主张,五年过去了,你的“九宁”还修正或补充吗?
黄梵:暂不修正五年前的理想,还是有太多的诗,在抽象中昏睡不醒。其实要“九宁”主张,有待克服的技术障碍远多于认识障碍。我夸口说,我的诗已经达到了,远达到,我的诗不过是理性和直觉的混合。我,汉诗最高的生动或说别开生面,能否更地开掘直觉和意象,开掘面对事物时的全新感觉。我汉诗最迷人的迷宫,不在聪明绝顶的结构或里,而在鲜活的里。比如,当你写完梅花,总它还有别的话要说,穷尽其意,而听能干的哲学家讲完,你除了佩服,已无需他再作解释。
王西平:在你看来,周亚平像庞德那样的“先驱”,算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周先生的诗写得那么好,因了你的一篇文章的诱导,我特意去了周先生的博客,他的诗的确写得很棒。可是这么优秀的一位诗人去拍片子了,诗自然就写得少了。像周先生还算是较为持续的写作者,我你身边还有好多弃诗而去的诗人,是,都很优秀。几年前,《今天》论坛上就有“该不该放弃诗歌”的小讨论,还有人为不足大伤脑筋,这似乎永恒却又迷惑的话题。那么你有想过有一天也彻底放弃诗歌,专心教你的书或写你的小说呢?
黄梵:的确,我身边有这样弃诗而去的人,周亚平、路辉、闲梦、岩鹰、胡甘霖、萧溪等。当然也有回头重拾诗笔的老友,如周亚平、古筝、江雪(南京)、晓川等。人抛弃不关痛痒的诗歌,安于生活,可指责的,毕竟诗的作用要在个人生活中显现出来,可能年。说到底,彻底了然虚无的人,才会持续依赖诗歌解决的不足,写诗非常艰辛和操心,迷恋和依赖诗歌思维,诗歌能把带到更远,才能长期依赖诗歌而不荒谬。相反,急于在诗歌中建功立业,诗歌有着的理由,便与官场、商场、职场等两样,选择或放弃只取决于利诱的大小。《今天》论坛的讨论,我多余,不有着该不该放弃的不足,写不写诗个人的私事,不有着不放弃就高尚的不足。放弃或不放弃只你与诗歌是远是近。诗歌对民族的整体价值,不在号召大家去坚守,事实上,总有太多的人投身于诗歌。我在1997年就已经摆脱了不足,当我摆脱了象征主义的困扰,就知道能再把诗歌以心里抹掉了,那一年,我发觉了诗歌和小说,是自我的两面。以阅读效果看,小说不过朝自我里添了叙述人。当然,我已经习惯用隐喻来深思不足,大概这放弃不了诗歌的理由。
生活与梦想
王西平:说说人的书缘与人缘吧。
黄梵:我的书缘来自性格的内转。大概为了摆脱小镇的现实,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阅读单行本的书,爷爷柜子里的辞海、汉史、诗词,同学手上流传的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禁书等,无一不看。为了不受打扰,我常躲到门背后的墙角读书。我抱着一本书,在墙角呆上一天。凡尔纳的《机器岛》就在那时震撼了我,因不知该怎样应付那种心醉神迷,只好把《机器岛》连读三遍。我是《机器岛》唤醒了我喜欢虚构的天性,它唤醒的还在影响我的写作,它已我写作的教养。1979年考入大学,我开始沮丧的境地,当物理学家的宏愿已,只好去图书馆文科部借书寻求慰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就那样闯入了我的视野。也许是早年对《机器岛》的迷恋,我对博氏的小说马上就能接受,被深深吸引。我想几本书,大致能解释清楚我的写作偏好。说到人缘,我在文学界以外几乎树过敌,一向与人相处不错,乐于助人。即便在敏感的文学界,我也实质性的敌人,都相处甚欢,个别的不愉快也多由误解、沟通不畅造成。大概在湖北长大,湖北人的有话直说、不曲里拐弯早已渗入血液,得罪人,时间一长,总有人我并无恶意,又会重修旧好。我确实周亚平、车前子、韩东,早年成全我写作的贵人,出现的时间都恰到好处。车前子曾令我锤炼形式,韩东曾令我言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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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平:在诗人中,你是为数不多的戴着棒球帽写诗的人,把打扮得一点不像个诗人,倒是像街头型男。为如此钟情于棒球帽?衣着配饰上还有其他嗜好?
黄梵:记得柏桦说过“诗人要有”。当然不是统一的,诗人就穿统一订制的诗人制服,如同我不喝酒是诗人的统一标志。我想诗人的,刻意生造出来的,就像穿衣一样,不过是在附和他的气质和内心。我不诗人能戴棒球帽,如同诗人也像常人一样喝可乐,背挎包,穿牛仔裤。我天性里不喜欢穿西装、制服或正装,喜欢米色和黑色休闲服、远足鞋、格子衬衣、休闲类羊毛衫、牛仔裤等。要捅破心灵和诗歌之间隔的那层纸,其实方式,不非得当个酒鬼,非得打扮得“像个诗人”。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诗人该打扮成样儿,有顾城那样戴圆筒帽的诗人,也有西川、树才那样戴眼镜的诗人,还有森子那样留长发、于坚那样剃光头、马铃薯兄弟那样留寸头、育邦那样戴马术帽的诗人。
王西平:列夫·托尔斯泰、卢梭和狄更斯只在早晨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喜欢在夜里写作。席勒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契诃夫年轻的时候在莫斯科拥挤而嘈杂的住宅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猎人》是在浴棚里写的。莱蒙托夫把的诗写在随手抓到的东西上。法国诗人贝朗瑞在低级咖啡馆里写他的歌谣。安徒生喜欢在森林中构想他的童话……说说你的写作习惯吧。
黄梵:写作习惯一般坚持的结果,它使得可怕的写作障碍,变得可怕。所以,有写作习惯的人,一般都懂得如何与写作困难周旋、搏斗,是了人类思维规律的人,简言之,是一群聪明人。我找到的工作策略也花了年,也了失败。我的工作策略建立于1997年。,我实际上固定的写作时间,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只要有空就写。我桀骜不驯不利于长期写作。我现在习惯在上午十点和下午两点间写作,忍受有其他人在屋里,喜欢关着窗帘,开着台灯,喝着茶,一口气写四小时。安静非常,安静到能跟踪和捕捉内心细微的思绪、语调等。后来我才知道,在同时段工作的作家,还有托马斯·曼、格林、海明威等。有了固定的写作时间,我在其他时间就解脱了,活得像个普通人,四小时之外去想写作,人群,去散步,爬山,跑步,逛书店,聚会,教书,看书,听昆曲,参观博物馆等。
王西平:有一位作家说过,有好房子就有好文字。这一点你认同吗?
黄梵:对作家而言,有好房子当然好。我好房子背后,触及的是作家的洁癖。好文字确实与人的洁癖有关。我有个说法:人桌面的情况,大致他大脑的情况。我能写出好文字的人,多少都会有些洁癖。洁癖,作家会具有完美主义倾向,愿意把时间花在打磨句子、衡量文体的效果好坏上。当然,有洁癖的作家,会影响写作心境的环境,比如,房子的好坏、桌面的情况、家具的摆设、光线布局、屏显汉字的大小、字体等等。
王西平:沙龙起16世纪的意大利,一百年后,在法兰西大为流行。老外的沙龙,有好多趣闻,比如夏德莱夫人的沙龙,俘虏了另文学大师伏尔泰;尼侬的沙龙,引来喜剧大师莫里哀和他的班子;斯坦因沙龙里精致的茶点饮品,让毕加索、海明威和乔伊斯等大饱口福。也有在沙龙上愤愤然离席者,比如那个凡高,离开了他一度迷恋的巴黎沙龙,在他看来,沙龙里有着着友谊、坚强和真挚的爱,但也有可怕的阻力,它消耗了精神的能量;当然也有被开除的,记得英国某个文化沙龙里有个诗人,永远沉默不语,后来伍尔芙忍无可忍就把他给开除了……也有相类似的玩法,比较有名气的是“二流堂”,还有雷洁琼等人成立的“星期二聚餐会”等。南京一向是个文化重镇,沙龙自然层出不穷,能谈谈南京的沙龙现象吗?就“南京批评沙龙”而言,你们有特定的聚会形式或趣闻?
黄梵:南京聚会比较,城市小,临时召集。你不敢想象在北京也临时召集聚会。江南自古就有文人雅集的传统。我地理、历史的暗示,会影响城市的文化氛围。我在十年前写的《默读南京》里,已谈过南京文学聚会的恩赐。我发觉,这类聚会能打磨好人的趣味,使他不受主流、潮流、声名等外在因素的左右。十年前,“南京评论”一般在青岛路一带举办聚会,比如半坡村等。那时,我和张桃洲、代薇、赵刚等几乎每周都要见面,永远是没完没了的聊天、吃饭,不时还搞民刊首发式、诗歌朗诵会,演出先锋短剧,与外国诗人交流会等。我张桃洲赴京是转折,以此聚会移到了鼓楼的心源茶社、长白街的海致岚书吧、南大的新杂志和雕刻时光等处。聚会人员也有变动,马铃薯兄弟、育邦、何同彬、苏省、傅元峰、夏夜清等加入了进来。近年这类聚会也加入了学者,如何言宏、何平等。这些看似随意的聚会,说为近年诗歌活动,了思想准备。比如,何言宏牵头做诗歌榜时,我牵头做柔刚奖时,依靠的同一批聚会的同人智慧。
王西平:你在《神秘》中说:“活到四十岁,再不孤独是可耻的。”你在《中年》中这样描述你的“中年”:“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它也一声不响……”,你很期盼孤独的到来,也很享受孤独,那么你跟年轻人交流时,会将孤独感染给吗?
黄梵:四十岁前真的不愿人呆着,每天一成不变的四小时写作完成,就去找朋友聊天、玩。学会打桌球、保龄球在那个时期,经常和韩东、朱文等人一起打。我现在更多是与夫人一起打桌球。渐渐地,人做事的弱点,不知不觉变成了优点。我开始感受到人爬山、跑步、逛书店、漫步市井、看书的乐趣,意识到有美妙的感受,更适合人慢慢品味。我开始维护人写作和自我放松的生活基调,知道有感受其实没法拿来跟别人交流。四十岁前之所以沉迷于交游,无非只语言交流产生的新鲜感。现在则感受到内心与外界事物间,还有着无言的交流,它让人有如触摸到天堂。比如,我一爬上钟山,内心就被愉悦填满,要描述对山的奇妙感受和那种幸福,是超出语言能力的事。当然,我现在并不排斥与人交流,人呆的时间远远多于以前。来说,我现在对聚会交流深入的层面之浅,感到有些惊讶。有时,与年轻人呆在一起,倒不与有代沟,其实的内心也都有孤独感,只不过,不像我以前那样,试图认识更多的人来克服,反倒像我现在这样人呆着。
王西平:评价一下南京吧,同样是古城,它与北京、西安等城市有不同?
黄梵:我是南京的闯入者,但感觉已经割舍南京。在生活的精致和舒适,它介于苏州和北京之间,不过散着苏州的王气,格局不大的俊秀王气。可能北京的格局太大吧,北京的阳气和王气太盛,让人有入荒漠之感,让人感受不到体贴入微的生活细节和小情小调。总之,北京的王气压倒了市民生活。而南京,可能阴气重的缘故,找到了王气和市民生活的点。南京的文化比较有深度,当然有时格局不大,对伤感、衰败比较敏感。我离去西安的日子已经太久,只在20岁前去过两次,很难评判现在的西安。印象西安,整洁但有点百无聊赖,去前以为是个缩小版的北京,但转了一圈,并感受到它的王气。
王西平:最近在读书,有新计划,学术上有新的深思呢?
黄梵:最近在研读《姜夔词集》,去年突然对姜夔感兴趣。也看了几本小说,远藤周作的《沉默》、阿比切的《荒原蚁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等。电脑里有一部已经写了两年的长篇小说,和刚开了头的系列四行诗的计划。作品还没完成时,都不值一提。我其实学术,我有的所谓“学术”,也试图让更好地理解诗歌和小说。比如,我试图弄清现代性到底是意思,它似乎在古代和古诗中已经出现过,如南宋。
责任编校孙昱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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