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曲,民歌民歌,河曲,对远去歌魂形神兼备呈现

新世纪以来的文坛，民间性的“小历史”“非虚构性写作”汹涌的大潮，诸如在文学创作界，对历史与现实人物、事件的民间性的“小历史”的纪实写作风靡一时，如《往事并不如烟》、《往事未付凡尘》、《在梁庄》、《十四家——农民存活报告》等等的洛阳纸贵。诸如在文学探讨界，一向领文学探讨新潮流的现当代文学探讨对史料的偏看与看重。在纪实性的作家艺术家的传记写作中，也趋向于以重传主文本转而重传主人本。在大众性的文艺领域，未被规训的民间的原生态演唱独领，且势头益烈。在日常性的饮食消费中，未经加工的“绿色食品”、“手工制品”大行其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是“人文”是“以人为本”是“民间”“小历史”对“科技”对“意识形态规训”对“庙堂”“大历史”的对抗与解构的性的美学风尚。在这一性的美学风尚中，我又很高兴地读到了黄风、徐茂斌的长篇纪实文学《夕阳下的歌手》，对远离了现代生活的传统民歌精魂的形神兼备的呈现与呼唤；是对历史的张望，对现实的审视；是生命血肉的鲜活，清醒深刻的理性思索；读酣畅淋漓，读后又让人回味再

三、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耳。

这部作品写了十六位河曲保德、偏关民歌歌手的生平。河曲民歌历史悠久，流布甚广，是为数不多的在民歌独异特点足与少数民族民歌相并列的汉族民歌种。作者这部作品，不重在对河曲民歌文本内容、历史的评介，而重在对河曲民歌人本的实证性探究，并在探究中，融入了更为的人、历史、社会、文化四为一体的内容，这汲取了传记写作以重文本转向重人本的创作经验的积极成果。

诚如作者所引述的民歌专家的话：“民歌多生长于苦寒之地，是人与自然环境的产物”。河曲民歌如此。自然环境是苦寒的：“满世界黄涯涯一片，黄风一起尘土弥漫，把日子瞭得眼枯了，也瞭不见个尽头”。人的生活苦寒的，作者所撰写的十六位民歌歌手的人生生涯，少有不以小生计艰难者：歌王辛礼生小的时候，“晚上睡觉没盖的，早上没吃的。一口大锅眼巴巴的，煮饭煮人，煮得一家老小度日如年。有一年天旱绝收，人饿得跟牲畜一样，把树叶都啃光了，吐出的苦汁是绿的，屙下的屎疙瘩是绿的”。这样的幼时，说，在十六位歌手中是有性的。的青少年也未有根本性的改观。歌手贾德义在1960年上师范时：“西北风一吼像下刀子，再好的麻领子大衣，再厚的羊毛毡子也抵挡……那一年冬天，贾德义就冻得左手无名指开裂，露出了骨头。再饥饿……粮食就吃树叶子……可是大便不下去。一到上厕所的时候，厕所里人满为患，厕所外就像领救粮一样排起了长队。直到现在，贾德义一想起那情形就屁股紧张”。正是性的极度的苦寒生活，激发了人对存活对生命的极度渴望，并在民歌中有了强烈的。
“民歌多生长于苦寒之地”，具有性的规律。河曲民歌之所以形成却又的独特之处，这独特之处，我以为那“流动”。作者也的描写。是黄河的流动：“千百年来，在大河的咆哮声里，苍凉的晋西北，每一条沟壑都流淌着风沙，滚落着泪蛋蛋”。是历史的“流动”：“沿途有好多古渡，像戏台一样上演着岁月兴衰。河曲西口古渡口便是其一。最辉煌的时候，每天有上百艘船筏停泊，‘南来的茶布药材水烟糖，北来的肉油皮毛食盐粮’，曾给河曲无比的繁荣”。而后来河曲人“走口外，顶着呼啸的风沙，人无疑跟游魂野鬼一样。我一下子明白了，河曲人叫走口外，为叫‘刮野鬼’”。“流动”更是人存活环境的“流动”，作者笔下的十六位歌手几乎都“流动”的，譬如辛礼生，先是走口外去了内蒙的五原放羊，感受了五原的繁华与热闹；后来又在内蒙的农田水利建设中，住在内蒙的老乡家与蒙古族女孩子相爱，再后来是回到河曲老家当了时髦的赶大车的“车老板”，然后是进了河曲的二人台剧团，却又再次回到村里，忙时务农，闲时演出。这样的基于存活的“流动”，使的生命形态在为文化形态所浸染时，却又为某种固定的成熟的文化形态所束缚，而更多地具有了基于生命自身的对生命鲜活与自由的渴望。渴望正是河曲民歌的精魂，而这些歌手，这些精魂的承载者。
对生命鲜活与自由的渴望，与被贫困的物质与严酷的存活环境所束缚的现实的人生，犹如一体两极，既互为依存却又激烈冲突尖锐对抗。这样的形态，非常地形成了河曲民歌男女情爱浓烈的特点，也非常地在了河曲民歌歌手的情爱生活之中。譬如辛礼生，与他情爱甚浓的“大辫子没抓住，红苹果又跑了，让辛礼生感慨万千”。譬如贾德义，两次婚姻不幸“冤家不成亲呵，找老婆找冤家哩”，但与个妻子情爱甚笃且虽至老年却依然情爱浓烈：“这我的个老婆，年轻时候光光鲜鲜，到老了也还水蜜桃”。譬如韩运德，两次婚姻不幸，以24岁打光棍直至老年。再譬如菅保憨“跟个妻子好上后，菅保憨爱得风风火火。还未结婚的时候，妻子去内蒙包头的二道河筛沙子，他就追到二道河，‘五百里路途眊妹妹’，在河边的树林里相拥而泣，然后又‘三百里明沙二百里水’地跑回来……就这样，‘娃娃’成了他菅保憨的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婚爱情爱形态及这一形态所承载的生命形态在某文化形态已然成熟固定的地域，是不大可能的。
对生命鲜活与自由的渴望，是基于人性的存活基石之上的，是未被某种成熟的文化形态所“遮蔽”与“规训”的，所以，其更多地了生命自身的“本然性”，也就更多地具有了“返璞归真”的性质，也就更多地为被成熟的文化所束缚了生命的现代人所向往，作者深深的感叹作了深刻的揭示：“就在我乘车离开之际，透过那黄土汹涌的贫困，我突然间感到莫大的，是我生活的都市企及的，是高楼林立比不了的，是灯红酒绿比不了的。一辈辈守着这山窝子，就有一辈辈守着的理由，不管日子过得多么地地老天荒，只要得天独厚的歌喉一展，脚下世外桃源。这让我想起了那首古老的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正是河曲的民歌是这些民歌手生命的自身，是这些民歌手生命自身的外在，歌即人，人即歌，所以河曲的民歌手对河曲的民歌无比的执著与热爱，发自生命自身的对生命有着的守护。这样的守护，是自然的，是天然的，像人要呼吸一样，既感觉不到却在实际上又是须臾离开的。要用现代人的理性给以梳理的话，那么，作者在四个给以了生动的记写：
其一，无论怎样艰难困厄，也不会放弃这些民歌。不论是存活的极端困窘，还是妻子的无情离去，亦或是政治的打压，亦或是命运的意外。前两项在前面已有涉及，多占篇幅。就拿后两项来说吧。譬如说，在“”那样的岁月，杜焕荣“非常紧张压抑”，但却仍然会在无人时，悄悄唱起了山曲，实在唱时，也仍然会“哼哼曲调”。譬如吕桂英“变得阴差阳错。昔日围着舞台转，后来围着铅字转，现在又围着酱缸转”，但不论命运怎样让人无以把握，吕桂英对民歌的热爱却是永远变不了的。
其二，不计任何得失的对民歌的追求。你看，贾德义会“辞掉俗务……几年里他自掏腰包，追寻着民歌二人台的踪迹，跑了陕西、内蒙的地方，在陕西绥德的村子里，一呆两个多月……呆到后来，身上的钱花光了，他就像走口外打短工一样，白天家干活混口饭吃，晚上坐在老窑洞里继续听人家唱歌……以陕西绥德兴冲冲地回到家中时，老婆孩子都惊呆了：你敢情是讨吃去来，胡子拉碴的，咋恓惶成个这？”对“失”既然不计较，同样，对世俗观念“得”也在意。还以贾德义为例：“著名导演谢晋对他十分赏识，他‘能编会演，会唱会干’，地区想调他到地区文工团当团长，后来，著名导演张绍林来河曲拍电影也相中了他，可是，他都拒绝了……1995年，著名表演艺术家小香玉亲自登门，也想请他出山，当时他已经52岁，机失，时来，他又一次拒绝了”，“他的名气，朋友们都说他早该发了……他干吗放着钱眼不钻呢？对朋友们的劝说，他嘻嘻一笑：就这样吧，这样活得挺好”。为呢？“贾德义告诉，在他眼中心中，河曲民歌二人台‘圣经’，洪荒到如今的‘上古稀音’。以小唱着来，到老唱着去，注定了他这辈子的歌唱，像流淌不息的大河，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只牵挂着”河曲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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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民歌是自身、生命外化的方式。再困厄的时候“笑也罢哭也罢，只要有歌声唱，荒寂的四野就会生动”。歌声一响，人的生命就会鲜活：“唱着唱着，两人的手就牵到了一起。一边唱一边扭，原本已显年迈的双腿，一下子变得欢快无比，像踏着咚咚的鼓点，在大街上扭秧歌一样。仿佛时光倒流，两位老人又回到了以前，儿时的生动活泼，青年时的美好浪漫，一并展现在面前”。
其四，民歌使有了自尊，有了尊严。所以，在北京的大舞台上也挥洒自如，所以，在音乐的最高殿堂，面对专家学者，“黄河岸边的乡野之人”，只要有了民歌“躺在泥里不怕水，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该怎么唱就怎么唱。是嗓子一亮，都抛到九霄云外，眼中只剩下了观众，心中只剩下了歌”。自尊，是生命本体的自尊，尊严，是生命本体的尊严。
作者引用印第安民族的话说：“当一棵树被刨，一条河中毒，一条鱼被捕，你们才，钱财吃”。同样，现代的人，争功利，比地位，受不了贫寒的折磨，经不起物欲的诱惑，到头来，才，都了，却失去了生命自身。如是，才会对河曲民歌手对民歌也即对生命本身的执著、热爱与坚守充满了敬意。

读《夕阳下的歌手》会让人想到老作家韦君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月夜清歌》，韦君宜曾在上世纪末以直面历史的《思痛录》在的文化思想界轰动一时。但却，韦君宜并在指责历史，写出了个体生命在历史运转累累创伤，并构成了对历史的反思。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正是以其《月夜清歌》中走来。《月夜清歌》写乡村女孩子秀秀，极有歌唱天赋，本有去都市当一名歌唱家的美好前景，却因了对亲情、乡情、土地及自身生命形态的留恋，终于留在了乡村，把其美好的歌声留在了乡村。作者在文中写道：秀秀的歌“别的歌，是果树的歌、月夜的歌、田野的歌啊……假如在大戏院舞台上听见她这支歌，再加上伴奏，真的还会有这么好听么？未必未必！不会！”河曲的民歌也正是这样。黄风所写的河曲民歌手的生命形态也正是这样。那是河曲的歌，那渐行渐远的历史的歌。作者在文中多次写道：“满载煤炭的重型卡车，巨兽似的一辆接一辆。迎面驶过时，一副横行霸道的模样……和山西的好多县一样，河曲这几年也靠煤炭发了。过去穷得叮当响，现在富得响叮当……煤车滚滚……几天来，民歌远离尘嚣的美好，歌手们讲述的生动故事，顷刻间被迎头碾碎。我想这现实，进而怀疑：的采访有作用毕业论文？在经济至上，开山掘地的，还民歌？”“当告别往昔，‘走来走去穷光蛋’的时候，民歌却遭遇困境，在现实面前或冷落退守，或工业文化对农业文化的吞噬，逐渐丢失其乡土特性而趋于‘标准化’。被‘标准化’，就像方言被官话了一样，也就丧失了自身的有着”。作者而感叹“那些年迈的民歌手，成了民歌田园的守望者，像一棵棵珍稀的红豆衫”。
对旧中必定论文消失的美好发出哀婉之声，是在历史行进的沧桑中，是在新旧的断裂、转型，时时出现的历史现象。譬如“五四”周作人的怀旧散文显例，譬如今天的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怀旧情结。这对新的诅咒，运用原有的思想资源在批判中对新的新的期盼，是对那些消失了的美好事物在新的螺旋形上升中得以复活的新的期盼。马克思在论及希腊神话时说过：“成人再变成儿童，就变得稚气了。，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不该努力在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它固有的性格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历史上的人类童年，在它进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永不复返的阶段而出永久的魅力呢？”在某种作用毕业论文上，河曲的民歌，河曲民歌手的生命形态这样。对生命鲜活与自由的渴望与坚守，对现代人来说，具有“永久的魅力”，现代人正“努力在更高的阶梯上”把“真实再现出来”。正是在作用毕业论文上，黄风对远去歌魂形神兼备的呈现，为讲述了这样的“河曲民歌神话”，无论是其讲述的方式，还是因其讲述而引发的对河曲民歌、民歌手生命形态“永久的魅力”的迷恋，极具迫切的现实作用毕业论文的，期待着有更多的这样的讲述出现，那或许才是“文化大进展”实绩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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